腐败与反腐败的收益成本博弈及对策研究

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比较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收益和成本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博弈。收益高、成本低是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运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理论,对腐败收益和成本的构成因素以及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提高腐败成本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发展趋势。     

网络举报的反腐效用

正网络举报作为重要的反腐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于营造廉政文化环境,在预防腐败、发现腐败、惩治腐败等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助力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要手段。在预防腐败方面,网络举报能确保"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发现腐败方面,网络举报能坚持     

简论腐败成本

腐败成本是指人们在权力与利益相交换时所作的投入，或者说所付出的代价。腐败是对公权执掌者非法行为的性质判断。而腐败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追逐和实现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追逐私利，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公私利益出现分化后的一种普遍现象，只要公私利益的对立和差别存在，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就无法避免。因此，追逐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     

从成本收益理论看土地腐败问题

当前我国土地腐败问题出现涉案金额大、情节恶劣、屡禁不止的特点,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可以得出我国当前土地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收益非常高,而犯罪成本,尤其是土地腐败犯罪人被抓获的几率很低,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的成本收益理论的结论。因此可以考虑从土地制度上入手,变化城市和农村土地的管理和出让制度,降低土地腐败的经济收益,增加土地腐败的犯罪成本,从而遏制我国的土地腐败问题。     

营造全社会反腐败的氛围──从中组部举报电话铃声不绝谈起

据载，中共中央组织部向社会公布设立选拔任用干部监督举报电话后，铃声一直不绝，仅10天就收到举报电话1179个。10天收到学报电话1179个，这一方面表明了广大群众对中组部此举的支持，另一方面屯说明了电话举报的方式方便群众检学揭发腐败问题。电话举报不但使人们摆脱了过去因方怕被记住相貌而不敢上访申诉，怕被认出笔迹而不敢写信揭发的阴影，而且简单、方便、易于操作，大多数人在家中便可举报发生在身边或单位的一些腐败行为10天接到1179个举报电话，可谓空前。也许这1179个举报电话反映的内容中，有部分干部是被群众误解或是被“眼红…     

加人WTO后中国政府官员腐败成本收益分析

中国加入WTO后 ,与中国的企业相比 ,中国政府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与国际接轨 ,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而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在市场经济的视角下 ,显得日益严峻突出。从腐败成本收益的角度 ,分析腐败者的行为趋向 ,大大增加腐败成本 ,力求为遏制腐败探索出一种新途径 ,将是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官员腐败成本收益分析

中国加入WTO后,与中国的企业相比,中国政府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与国际接轨,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而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在市场经济的视角下,显得日益严峻突出.从腐败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腐败者的行为趋向,大大增加腐败成本,力求为遏制腐败探索出一种新途径,将是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论中国特色政务公开的反腐败机理

中国特色的政务公开应当是广义的,所有以公共资金为业务活动资金来源的公共性组织都应该是政务公开的义务主体。政务公开治理腐败的内在机理是,通过摒弃暗箱操作减少腐败动机,通过提高腐败成本降低腐败发生率,通过增加腐败风险提高腐败发现率和查处率,通过社会压力促发办事规则自我完善的内生机制。政务公开要在治理腐败中发挥更大的效力,应遵循其抑制腐败的作用机理,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工具,依法保障公民批评举报和参政议政的宪法权利,将政务公开引向决策公开、司法公开和官员财产公开等重点环节和领域。     

资金成本问题探析

资金成本是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就资金成本与资金时间价值的关系,资金成本与生产成本、期间成本的关系,决定资金成本高低的因素以及资金成本的作用等进行了探讨。     

建立司法机制保护举报人权益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2010年6月20日《检察日报》）。     

论立法成本

立法成本是指立法过程中的全部费用的支出 ,它有立法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必要成本与非必要成本、总量成本与边际成本、物质成本与精神成本以及立法的自身工作成本之分 ,在立法实践中 ,立法自身的工作成本与社会成本通常发生冲突。影响立法成本的因素有法律规范的调整机制、立法社会条件的成熟程度以及立法机制等。降低立法成本是使立法的总量成本有所减少 ,从成本构成看是降低立法的可变成本     

加强举报工作 促进反腐败斗争——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

今年1-7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群众举报20多万件,涉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8301人;检察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百万元以上大案658件,立案侦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404人;2121人向检察机关自首,其中贪污、贿赂犯罪分子1157人;69起打击报复举报人案件受严肃查处。 9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公布了《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     

降低行政成本:西方国家的改革和启示

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西方国家长期沿袭的行政管理难以适应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各种问题日益突出,公共部门过多垄断和占用资源、机构膨胀、人员臃肿、工作低效、官僚主义、腐败丛生等使政府成本不断上升。因此西方各国政府开始普通推行政府改革,而降低行政成本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改革举措对我国政府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勤俭从政与政府行政成本关系研究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工作十分重视,多次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李克强总理上任伊始,就把勤俭从政作为新一届政府的六项重点工作加以强调,可以说是抓住了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关键。研究表明:政府行政成本与勤俭从政存在着深度关联,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必须从倡勤治懒入手,提高工作效率,缩减政府规模;必须从倡俭治奢入手,完善法规制度,杜绝奢侈浪费。这是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必由之路。     

从成本到交易成本:漫谈成本的主观性

在经济学中,如何正确地理解和使用成本这个概念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虽然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影响,很多人知道成本概念的主观性性质,但受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一种客观化的方式使用成本以及交易成本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成本或交易成本概念的客观化,只能是基于研究者的外部视角,而这样的视角对于理解市场经济、理解其效率意义以及政府在其中起什么作用等问题,都是极其有害的。     

无形权力腐败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在新的时期,随着反腐工作的深入,无形权力腐败日益凸显,它以隐蔽性的形式、欺骗性的手段、贪婪性的目的,对党的先进性建设产生严重危害。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坚决治理各种无形腐败,要选择准和教育好党的干部,使他们不愿腐败;要强化监督功能,提高腐败成本,使他们不敢腐败;要减少行政干预,构建制度体系,使他们不能腐败。     

浅析战略成本管理在我国的应用

战略成本管理是企业获得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成本分析与管理,以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及成本动因分析为主要内容。它更强调对产品的设计、研究阶段和售后服务阶段的成本控制,是一种新型的突破企业边界的成本管理方法。战略成本管理在我国尚属理论研究阶段,还未在实践中应用。但从长远发展看,它必将成为未来成本管理的新趋势,探讨战略成本管理在我国企业中的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分工与分工成本的角度看组织内人事关系的市场化

分工通过影响组织内的人事关系而成为组织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但组织效率的提高并不是无代价的,组织内的分工也存在成本。组织内现实的人事关系是分工与分工成本均衡的结果,如果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效率,就需要突破这一均衡。     

实现不敢腐:标准、差距与对策

党的十九大首度设定"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战略目标,实现不敢腐是关键的第一步。不敢腐意味着针对腐败行为的惩治行动能够发挥出充分的威慑效应。实现不敢腐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或标准,即:反腐败的法律和纪律科学完备、反腐败机构执行得力、惩治腐败行动能够遏增量和去存量、惩治腐败的行动特别是结果能够实现透明和公开。对照这些标准,我们还存在或大或小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反腐败机构及其体制还未改革到位、化解腐败存量依然面临巨大挑战。要实现不敢腐,就必须着力补足这两个短板,尽快将反腐败机构改革到位,以有效的策略快速去除腐败存量,同时加强廉政教育也不可或缺。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