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愤在刑罚裁量中的影响

刑罚裁量是否要考虑民愤这一问题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论述刑法学界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并分析了民愤作为刑罚裁量的依据对刑事司法的正负价值。在坚持法治原则的的基础下,我们承认民愤作为刑罚裁量的依据之一,并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民愤,避开其消极影响或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从而促进我国的刑事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候它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是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论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总体上态势发展良好，但是司法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影响到刑事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转。目前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力度不够，监督水平不高、监督手段单一，究其原因在于刑事审判监督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之后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制度进行分析，联系司法实践，总结不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再论刑事立案法律监督之完善

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关键环节,它对规范刑事立案权的正确行使,纠正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司法实践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检察机关实施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取得的预期法律效果。主要从我国立法关于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的程序规定入手,对刑事立案监督的对象、范围、标准以及具体实施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和现实需要,从其价值实现角度提出立法必须明确刑事立案监督对象、完善刑事立案监督范围、建立专门刑事立案监督部门、完善刑事立案监督程序、完善刑事立案监督标准等。     

刑事司法与民愤因素的冲突与考量

赵国平案引发的刑事司法与民愤的冲突引发我们思考刑事司法与民愤因素的关系,这种冲突反映出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对立,我们通过分析认为,民愤不能替代法律,司法部门在理性司法、严格司法的前提下,应将民愤作为司法考量因素。     

民愤的正读——杜培武、佘祥林等错案的司法性反思

因刑事司法运作的失误致使无罪的人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是任何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都难以绝对避免的。但是,如果错案的缘起既不是司法人员的一时疏忽,也不是司法运作的偶然偏差,而是基于一种“民愤”的差使,那么,就有必要解读民愤的缘起与扩张,探究民愤的感性与理性,评判民愤的虚假与真实。这是因为,社会公众在认定“犯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重判或轻判上所依据的是感性的道德判断标准,与司法裁判所应当依据的理性的法律标准无疑会存在冲突。     

基于刑事审判中认证存在的问题研究

刑事审判认证不仅能够促进审判公开的落实,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并对证据采信进行规范,同时还可以增强判决书的说理性,以理服人,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上诉和抗诉,是实现司法公证的有效途径。从认证模式发展的历史看,法定证明和自由心证是存在于各国司法证明中的两种认证模式。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成文的刑事认证规则对法官进行刑事认证活动进行指导,并且我国刑事审判认证的当庭认证、裁判认证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结合已有的刑事审判认证研究成果,对刑事认证进行改善,只有这样能够保障刑事审判认证的顺利进行。本文主要阐述了刑事审判认证的内涵以及原则,并分析在此基础上我国现行刑事审判认证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改善措施。     

民愤能否作为量刑的依据

多少年来，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尤其是司法界有一种把民愤的有无和大小作为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的主张（以下简称“民愤论”），这在刑法理论上和刑事立法上有没有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利弊如何?本文想就这些问题提出我们粗浅的看法。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践与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也是对我国长期刑事司法工作经验的科学概括,它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从阐述其内在价值入手,对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从观念上、立法上、司法上提出了完善之建议,进一步将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落到实处。     

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又称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或公共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介入刑事司法过程,进而对刑事司法活动产生影响的一切活动。公民参与刑事司法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特征之一,不仅是一个国家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保障刑事司法活动公正进行的一个重要方面。①从刑事司法活动实践看,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形式多样,其中有的起着启动刑事司法的作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考察我国现行刑事再审程序，我们发现存在较多不完善之处，当事人不服刑事生效裁判申诉较多，但法院实际再审的很少，检察察机关对刑事再审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也存在问题亟需解决。以下是笔者对检察机关刑事再审程序法律监督的粗浅思考，在此权作引玉之砖。     

刑事司法环境下的“隐形程序”

"隐形程序"作为我国刑事司法内部环境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渊源和表现形式,且对刑事司法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对我国刑事司法中"隐性程序"存在的原因及其对刑事司法的负面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对其进行合理化改造建议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当贯彻程序公开、透明的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营造良好的刑事司法环境。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改革及其性质重述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作为一项诉讼制度在许多国家已经是司法实践中的惯常现象，但在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中侦查人员极少出庭作证。在我国，这一问题不仅在证据理论上而且在诉讼制度上均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尽管《刑事诉讼法》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没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制度的运行，但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性质的没有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回应，却是这些依赖其性质的界定才有可能得以解决的诸多问题增加的基础性根源。     

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以完善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为论述角度

刑事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制度,其完善与否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司法的进步与发展,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因此,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不断完善辩护制度,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司法公正。     

问题与制度设计:检察机关开展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研究

检察机关对刑事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不仅有利于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刑事被害人合法利益的有效保护,也是提高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能力的体现。从检察实践来看,全国目前已有一些检察机关开展了试点工作,但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制约,存在着制度化程度不高的突出问题。为此,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在实体内容和具体程序方面稳步地推动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以舆论为中介,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媒体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受刑事立法、媒体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因素影响。     

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

现实中不存在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只能寻找较优的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目标;在刑事司法资源的边界上存在着有效率的刑事司法活动,也就是刑事司法资源功能的最大化和理想状态;在刑事诉讼中,各方总要考虑和比较获取刑事司法资源所花费的对价中包括的各种机会成本,这表明刑事司法资源配置中也存在着替代效应。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经济学分析的目的,是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和减少刑事司法成本,可以从节约刑事司法成本、简化刑事司法程序、建立刑事诉讼成本分担制度、减少国家成本支出入手。     

刑事和解的价值分析与对象界定

近年来,刑事和解成为理论界与司法界的热点话题,比如,我国是否需要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就存在不同观点,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也没有定论,在刑事和解的对象也存在分歧。学者们基于不同立场对上述问题自说自话,致使在这些问题上意见纷呈。理论界的学者都希望用其论点影响司法进程,司法主体面对不     

设立辩护律师初略

刑事辩护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律师工作的主要业务之一，也是律师为促进我国社会稳定和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公民和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推动司法水平的提高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刑事辩护工作进行的如何，不仅涉及到律师行业的声誉和发展，而且涉及到我国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实施，乃至涉及到我国的国际人权斗争和在国际上所树立的良好的法制形象。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取得了世人注目的成绩，但是，近年来，刑事辩护中所存在的一些与客观形势不相适…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中，国家追求的目标是追究和惩罚犯罪，而对被害人来说可能更关注自身受损利益的恢复和补偿。然而，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对保障被害人权利方面的立法非常有限，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护。面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存在的诸多问题，需从立法上完善刑事被害人对犯罪追诉杈的法律保护，并在司法上完善执行阶段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