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若干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是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体现为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的现代化,党的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内生的逻辑性,双方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唯有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党才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发挥好领导核心的作用。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系统工程,应从提升对制度的建构与执行能力,从制度和组织层面加强政党自身治理,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等方面下功夫,从而达成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性互动。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

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产权实施、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意识形态引导五个方面进行落实,并且它们有机互动、互相协调。从"结构—过程"的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与"过程性"制度运行,塑造出国家自主性建设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确保国家自主性处在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状态",从而确保国家治理效能处于"强状态"。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根本特征是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形成的"结构—过程"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有力推动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理解国家自主性的综合性框架

国家自主性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对国家善治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理解国家自主性首先要把国家理解为一个具有自主行动特性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接受意志的客体;其次国家自主性不仅是主体的特征,而且受到社会客体力量的制约;再次,国家自主性能否体现出来,还与国家自身的能力有关,弱能力的国家将会受到社会的俘获而无法显示自主性。国家的主体地位、社会力量的制约与国家自身的能力大小,就是我们理解现实中的国家自主性的基本框架。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司法体制改革:逻辑、结构与路径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构建。司法体制作为维系法治国家的制度基础,其设计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治理因素的左右。在发展主义驱使的国家治理阶段,我国司法体制呈现出地方化和行政化的特征。虽然地方化和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规模治理带来的有效性困境,但也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存在紧张关系,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背景下启动以独立和专业为目标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成为必然选择。从具体实践看,为了实现司法独立与专业化目标,本轮司法体制改革具有显著的全面性特征。     

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统战工作

社会组织经济基础和利益追求日益独立的发展趋势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新的课题。作为调整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导引机制的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找准着力点。从"国家能力"视角看,社会组织统一战线,要理顺体制,整合资源,提升对社会组织的统领能力和认证能力;求同存异,加强政治引领,提高对社会组织的濡化能力;以服务的感召力和社会组织党外代表人士的示范力,弥补统战工作强制能力和规制能力的不足;建立社会组织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发现、挑选、培养、评价、使用制度,强化对社会组织的吸纳能力;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建设,协调不同群体和不同集团的利益,增强对社会组织的整合能力。     

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辩证法 ——以政党行动为中心的分析视角

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是准确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握需要将视野放置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具体的历史进程之中。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将政党作为行动主体,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辩证关系。革命时期政党对于基层社会的改造与整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前提,现代化建设资源积累时期社会内嵌于国家之内,改革开放激发了社会能动性的实现,社会的自主性进一步倒逼政党、国家制度的相应变革,形成了政党领导地位刚性与制度弹性的辩证统一,政党无产阶级特性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辩证统一,政党内在革命性与国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辩证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需要从三个层面创新治理机制,加强组织资源的社会融入机制,构建责任政府压力的分解机制,创新超越民族—国家单位的政党间合作与沟通机制。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团主义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随着分析的深入．法团主义研究者通过“解集国家”的方式探析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将科层制等级、政府部门与官僚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但是,法团主义理论的内在问题一方面在于其制度安排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且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另一方面更在于无法说明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未来走向．即无法建立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逻辑路径。     

嵌入型治理: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探究

嵌入型治理指某一治理主体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制度规则、公共政策等合法途径介入另一治理主体,构建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体系,以推动治理主体自身的发展,并解决公共问题或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它强调不同的治理主体相互介入形成嵌套结构,在推动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治理中心。嵌入型治理是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双重目标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尝试。社会组织和国家可以通过关系嵌入、功能嵌入和组织嵌入形成互嵌,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

价值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治理的重要方面,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资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价值遵循、提供价值引领、凝聚价值共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实现形式,为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载体和制度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时代融合的历史必然性,应从"加强理论研究、理念转化入心、核心价值内涵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力行核心价值"等四个方面推进两者的有机统一。     

后发展视野中的国家治理与民主建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提出的改革目标,它以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为导向,通过适应性制度创新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以政府能力作为内在支撑,政治责任设定的激励结构,是治理能力公益性的重要保障。国家治理具有提升行政效率的工具功能,在容纳政治参与的意义上,它还承载着发展民主政治的价值功能。基于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六维认知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研究经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题、十九大定调、十九届四中全会谋篇布局,三个历史节点高潮迭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则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在时空压缩与双化叠加的大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之治”内生性演化的历史底色、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新色、现代性生成的本体特色、原创性深化的价值本色、自主性优化的实践成色和发展性更化的战略亮色,有利于廓清和加深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认知,进一步深化治理研究和提升国家治理认知力,既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也是加速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现实要求。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多维空间与空间构设

基于国家疆域的地理空间、共同利益的价值空间、历史文化的情感空间、制度结构的规范空间,体现着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多维属性。在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阶段,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构设,呈现为文化主义与族际主义、国家整合主义与区域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当代中国由国家主导,边疆社会、内地社会、民族自治机关、民族精英及域外力量共同参与、相互作用下的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构设,深受传统疆域观的制约与影响。各构设主体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合作、博弈、冲突等模式,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通过社会管理的完善、社会发展与民生保障、以“合”为取向的中华历史叙事与文化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当是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多维空间构设的必然选择。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社会权力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后,一时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然而,多数研究难逃窠臼,仍然是以俯视的姿态把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从过多依赖行政命令改变成依靠制度而已,缺乏对社会自身力量培育的关注,忽视了社会作为国家治理视阈中独立权力主体的长期缺席。只有从社会是独立权力主体出发,尊重社会权力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多了点同情和怜悯的情感,才能正确地界定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边界,真正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     

深刻把握国家治理总体目标与总体要求——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治理的总体目标与总体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长远的历史价值。不仅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半程"的指南、方向和任务,还从方法论上彰显了扬长避短、扬长补短、以优取胜的治理韬略,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奋斗方向,同时也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启示。     

从专项治理到制度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变革的实践逻辑与战略选择

专项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专项治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长远来看,专项治理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与制度治理相冲突,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发挥制度治理的作用。为此,要提高国家对制度治理重要性的重视,为治理制度的建设和创新提供政治空间,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制度治理的成功经验,加大制度落实来推动专项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转变,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党的领导制度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有利于优化国家治理结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协调国家治理关系,是适应历史发展、坚持理论创新及顺应改革实践的必然选择.从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模式三个维度入手,突出党的核心地位,优化党政职能结构,健全运行体制机制,是加快制度优势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习惯法的功能定位

民族习惯法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时代性、自主性、公共性、规范性、丰富性、稳定性、开放性的特征,对民族习惯法进行重新定位,阐释民族习惯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贯彻国家法律与政策、针对性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纠纷、有效解决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等功能。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妇联组织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有何区别,何谓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妇联提出了什么要求,妇联组织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