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性与获得感:大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的两种价值取向北大核心CSSCI

大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进行,供给侧从政府端出发,重点分析政府部门提供政务服务的规范性水平;需求侧从民众端出发,重点考察民众获取政务服务的获得感状况。以上海市“一网通办”评估为例,选择在线办理成熟度、服务方式完备度、服务事项覆盖度、办事指南准确度、数据治理及应用、线上线下融合度作为规范性方面的指标;选择在线服务成效度(政务服务好差评)、特色创新作为获得感方面的指标,对大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和状况进行评估。研究发现,规范性重视既有经验的固化和优化,凸显“大体一致、略有差异”的要求,为提升和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提供了基础和可能;获得感是比较性概念,包括共时性和历时性层面的比较,既重视帕累托改进,还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规范性提高是获得感提升的充分非必要条件;供给侧方面的规范性水平不断提高,而需求侧方面的获得感有待提升。大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的未来取向应当在重视规范性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获得感,真正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     

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探索

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各级政府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提供政务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网通过县(区)、乡镇(街办)、村(社区)三级联动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政务服务平台,克服了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的现实环境,让政务服务伸到人民身边;跨越了山大沟深的地理环境,让政务服务进入人民家中;突破了人居分散的社会环境,让政务服务深入人民心中。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是新时代不断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多元化政务服务新需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和新的路径。     

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质量与水平研究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在"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已经全面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的环境下,应该使"互联网+"引擎科学有效地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质量和水平,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要致力于优化电子政务服务、提高"互联网+"数据的质量、优化政府工具箱、加强高端人才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培育优秀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文化。     

问责制运行的现实障碍及创新路径

问责制在逐步制度化、法制化过程中显现出了威慑力及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强大推动作用,为发展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积聚了宝贵的政治资源。但是,问责制度实施至今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行政部门职能划分不清;二是监督主体督察力度不够;三是政府官员责任意识堪忧;四是公民社会发展尚不成熟;五是新闻媒体的独立性亟需加强。要推进问责制度的良性运行,还需从科学划分职能、推进政务公开、培育公民社会、完善配套改革等制度层面探寻创新路径。     

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偏差及其治理

我国行政问责逐渐走向制度化和常态化,但在行政问责的实践中却存在着问责客体错位、问责目的偏位、问责事由泛化、问责结果简单化等问题。这些偏差的形成有主观原因,有客观原因,有制度原因,有思想原因。要解决这些偏差,实现精准问责,必须多措并举: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为精准问责提供思想支持;完善权责清单制度,为精准问责提供基础支撑;构建完善的问责法制,为精准问责提供法律依据;实现问责与容错纠错机制同步推进,为精准问责提供配套制度支持。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制度化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既能使政府转变职能,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又能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提高公众满意度。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制度化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制度化,确保购买服务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可预期性。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存在着缺乏购买服务的整体平台、一意见三目录不完整、定价方式的单一性与不合理性、评估机构专业性弱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建构统一的购买平台、制定一条例五目录、完善定价机制、建立和健全第三方评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化建设,促进政府体制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增强购买服务的价值认同。     

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路径探讨

"互联网+政务服务"已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动力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过程中存在着线上线下融合难、体制机制不完善、网上政务服务水平弱、发展环境亟待优化等问题,有必要从体制机制、基础支撑、人文关怀、法治环境等方面深入剖析这些痛点难点堵点的诱因,继而遵循创新协同、共享开放、智慧治理、透明法治的发展理念,合理谋划"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路径,以期为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加快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重要支撑。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制度设计路径探析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是近几年我国民主政治文明发展下的新现象，从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问责从“风暴”现象逐步走向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并基本形成了党政问责同步协调，党中央、国务院对问责的制度建设力度逐年加大。但是问责制度建设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问题，要通过对问责制度体系的设计建构与完善。最终促使问责制度真正实现从“新制”到“良制”的转变。     

管理创新视阈下公安政务微博运行的规范化探析——以河南省公安政务微博运行现状为例

公安政务微博是信息化背景下公安机关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主动选择,其已在“警务公开、服务群众、化解矛盾、舆论引导”方面展露头脚,并为广大网民和普通公众所认可。但在服务经济和社会建设过程中,公安政务微博还存在着功能定位偏差、回应诉求不及时不主动、微博团队建设、管理亟待制度化等问题,需要从理念更新、技能提升、组建专业运维团队、管理制度规范化等方面加强工作。     

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探索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建设已取得不少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严重制约了问责效能的正常发挥。提升行政问责效能的路径主要有：打造问责文化,以价值驱动树立行政问责风尚;完善责任体系,以权责关系框定行政问责标准;推行电子政务,以政务公开搭建行政问责平台;培育公民社会,以公民参与推动行政问责进程;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伦理规范行政问责举措等。     

行政能力复合化：基层行政人员如何影响“互联网+政务服务”治理绩效——基于S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案例研究

"互联网+政务服务"已经成为政府公共行政模式的变革方向,对其治理绩效的既有解释主要立足于技术效能和制度结构视角,鲜有研究关注基层行政人员的功能。对此,文章基于S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田野调查,发现"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使得基层行政人员发生了"行政能力复合化"的角色转型,行政能力复合化体现为全方位的业务受理能力、高度熟练的技术操作能力以及优良的公共服务能力三个维度。在建构路径上,组织内部的学习培训机制、考试审核机制、绩效考核机制构成了行政能力复合化的来源与保障。在治理后果上,行政能力复合化具有提升行政效率、减少行政负担、改善政民关系的重要价值,但作为压力型体制的变种,它也生成了"压力-能力"悖论、选择性执行、激励乏力等消极治理后果。本文的创新性在于展示了关键行动者——基层工作人员在政府数字治理中的作用,同时指出应当关注基层诉求以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治理绩效。     

国内五省市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的经验

从省级地方政府的实践情况来看,上海、安徽、浙江、福建、河北五个地方政府的权责清单制度的一些经验做法值得其他地方政府研究和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国各地方政府部门可以从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推进权责清单制度标准化建设、引入多方参与评估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四个方面着手,以期提高权责清单制度实施效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加快治理现代化步伐。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大规模建立并运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问责制度自身的问题以外,问责文化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行政文化缺失,包括管理价值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民主和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缺乏道德自律;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表现为权利意识淡漠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患有的公共精神匮乏与法治观念薄弱也是行政问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和社会价值失范等是造成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给行政问责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论政务微博的目标定位与实施策略

政务微博虽然发展迅速,但在信息传播力、舆论引导力、发展均衡性方面尚存不足,为此,应树立明确的政务微博发展目标,即将其建设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有力抓手、提供政务服务的新型窗口、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途径,并且采取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在制度规范、内容管理、审核机制、互动规则、内部宣传、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加以完善,为政务微博的持续良性发展创造条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模式服务效力及其反思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实务模式在防控疫情蔓延、平缓居民心态、链接生活物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志愿者参与途径看,“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实践主要体现为价值取向中的个体主动、从众压力下的群体驱动、基于科层权威的单位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发动的“网格+志愿服务”、注重多元主体协同的混合五种具体模式,并在防疫工作中发挥了各自效力。该实务模式尚存志愿者和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定位分化、志愿服务风险系数高、志愿者疫情防控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推进志愿服务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疫情防控效率,须明晰组织与志愿者之间的合作基础,实施志愿服务的成本收益分析,筛选合适的志愿服务模式,总结疫情防控的基本经验,推动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的“六个转变”

服务型政府需要通过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再造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构建行政问责制度、确立行政理念等基本路径,实现6个根本性的转变：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权利本位”;从“社会管理为主”到“公共服务为主”;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从“内部评估”到“公众满意”;从“问责运动化”到“问责法治化”;从“为民做主”到“为民服务”。     

数字枫桥“易联调”:生成机理、实践样态及基层治理创新经验

“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以来,各地结合治理实践,创造性地发展出数字“枫桥经验”、网上“枫桥经验”,呈现出众多的实践样态。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九龙派出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从群众的需求出发,从实践中挖掘提炼出极具地域特点、时代特征的数字枫桥“易联调”网上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和经验,满足人民群众的网上调解需要。从生成机理看,“互联网+”时代警察为民情怀与疫情防控碰撞出数字枫桥“易联调”,其中“互联网+”为数字枫桥“易联调”提供技术、观念等基础支持。数字枫桥“易联调”微信小程序包括九个一级模块及更多的二级、三级模块。数字枫桥“易联调”包含治理主体、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效能等不同层面的基层治理经验,强调多元主体调解矛盾纠纷,积极营造良好的纠纷调解环境,建立良好的外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调解便捷快速、高质高效,治理成效突出。     

微政务标准化建设:机制优化与满意度融入

微政务标准化建设是推进政务服务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经历了以政务微博为依托的单一式发展、以"双微"联动为基础的制度性发展和以微政务为核心的矩阵式发展的阶段变迁后,微政务标准化建设的新命题需要以识别指标体系不完善、建设运维不规范、政民互动水平低、监督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为前提,从规划设计、制度保障、公共价值、职责体系等层面剖解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客观进路和主观进路。前者注重机制优化,试图通过完善指标体系、建构运维规则、整合政务平台和厘定权责体系夯实条件支撑,增进标准化建设的科学性;后者强调在技术指标设计、政府绩效评估和社会评价层面全维度融入满意度指标,增强标准化建设的"人民主体性"。通过主客观路径的融合,可以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进而提升微政务标准化建设的社会效果。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风险与防范——以上海市为例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时间较短,在缺少足够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各地的实践在需求方、供给方、法律制度等几个方面都存在着困境。本文总结了上海市在政府购买领域的发展历程和政策特点,并利用调研的方式实地获取了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统一法律条文与地方政府规章共建、加快公共服务购买市场的政策扶助以及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同时引入问责制度的建议来规范、完善政府购买的流程。     

“互联网+政务”信息安全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电子政务数字化建设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提出和应用,"互联网+"技术在我国政府政务服务中的应用也逐渐广泛,"互联网+政务"的信息安全问题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互联网+政务"是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政府政务信息管理的一种信息技术手段,把政府政务和互联网技术进行整合,实现政务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进一步推进政府政务公开化。本文对"互联网+政务"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对"互联网+政务"的信息安全管理现状进行了研究,结合我国"互联网+政务"信息安全管理的实际情况,对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管理的构建对称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