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案件证据审查模式转型实证研究——以刑事证据规则为视角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写入法典.如何保障人权中最基本的生命权,怎样确保死刑案件质量,死刑案件的证据应如何审查,怎样求“铁证”,怎样办成“铁案”成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关注的热点问题.“死刑案件审查模式改革”的核心是在死刑案件公诉工作中加强客观性证据的收集、审查、挖掘和运用,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死刑案件公诉审查模式”,从理念上、制度机制上确保死刑案件的办理质量.     

论刑诉法修改对死刑案件程序保障机制的完善

刑诉法的修改完善了死刑案件的程序保障机制。刑事法官只有深刻理解刑诉法修改精神,合理运用审判权,把新刑诉法中的程序保障机制充分贯彻到死刑案件审判过程中,才能保证死刑案件的审理过程不出现瑕疵,提高死刑审判的程序公正性,确保死刑案件质量。     

死刑案件应当如何复核

死刑立即执行复核权的复位,目前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因此,现在应当转向更为现实、具体地研究死刑复核权回收后的具体应用程序等直接影响死刑复核功能发挥的操作性问题, 以保证死刑复核权适用的正当性、合理性。在死刑复核权的回收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例如:如何使法官的配备和组成能够“应付”目前巨量的死刑案件,确保死刑复核的高效和公正;死刑复核权的回收必须导致死刑标准在严格意义上的统一,死刑案件应当逐步减少,目前所设立的数个刑     

论人大个案监督的根据、范围和性质

个案监督是目前法学界研讨的一个热点问题 ,它的提出是有其法律、理论及实践根据的。个案监督适用的范围必须是检察院、法院办理案件中的违法案件和重大违法案件 ;个案监督是一种单向性监督、程序性监督、事后性监督和集体性监督。     

死刑复核权上收“盘点”——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大法官

在死刑标准把握上,在诉讼程序的正当合法上,要求更加严格,标准更加统一,质量更有保障死刑案件核准权自2007年1月1日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已历时半年有余。死刑核准制度改革的运行情况如何?死刑案件质量和效率能否得到切实保证,有没有起到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作用?最高法院的机构人员配置能否适应工作负荷?带着公众关心的上述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大法官。     

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之管见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对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设置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需要依赖程序的良性运行来实现其保障人权之价值,其中辩护律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了诉讼化的改造,为辩护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平台。但在实际操作中,辩护律师有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仍存在着一些缺憾与不足,如律师介入的渠道不畅通、律师介入的权利配置未落实等,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细化可操作程序,完善律师权利的配置及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以确保律师介入的有效性。     

台湾废除死刑进程及其启示

台湾废除死刑之渐成体现在:在实体法层面,通过一系列修法来限制和逐步废除死刑;在程序法层面,对死刑案件适用更为严格的诉讼程序。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民间团体"三位一体"的积极推进,是台湾废除死刑之推动力量。台湾死刑的废除进程启示我们:重视废除死刑资源的整合,形成合力;注重社会民众启蒙,以个案引导民意,在注重死刑被告人权益保护的同时,提升对被害人权益的关注和保护。     

司法公正的标准——从佘祥林案看我国的刑事司法现状

法律公正的标准应当是:第一,最终的调查认定结果客观真实,对行为人的处罚适当对等,且能体现社会文明和人道主义,伸张了正义,恢复了社会心理秩序。第二,法律有事先确定的能够公正解决冲突的规则和明确的可操作的程序;法律的适用能够做到无偏见地严格地适用公开的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方当事人,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具体的案件。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完全统一,是实现法律正义的最佳状态,但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这种完全统一始终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于是正义的救济就成为一个无奈而必须的选择。     

在审查二审生效刑事裁判中开展监督工作初探——以2016-2018年某法院二审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为视角

二审生效刑事判决、裁定审查工作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之一,其程序的后置性能够更好地反向审视一审公诉、审判及二审审判中存在的问题,其较大的数据量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检、法机关的办案规律和问题。通过优化二审刑事生效判决、裁定的审查工作,可以提升检、法机关的刑事案件办理能力,提升司法规范化水平,达成对刑事案件更为公正、公平的处理。     

创新惩治预防腐败体系 确保监所公正执法

创新惩治预防腐败体系,确保监所公正严格执法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实际行动。这就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教育模式,强化主体监督;创新领导体制,强化权力监督;创新管理体系,强化重点监督;创新运行机制,强化民主监督;创新廉政制度,强化网络监督。从源头上惩治预防腐败,避免权力寻租、造租、设租的现象发生。实现良性互动,综合双赢,事半功倍,依法治警治监,公正严格执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