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型地方政府:隐忧、成因及治理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分权化、分税制改革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我国公司型地方政府坚实的制度基础。公司型地方政府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它也带来不可忽视的隐忧,需要通过加强对地方政府权力的监督、深化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创设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等加以治理。     

论县级政府权力的法律监督——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视角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由省、地级市两级地方政府向县级政府放权,并逐步撤销地级市这一行政层级。"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必将导致县级政府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对县级政府的权力进行控制,将导致部分县级政府基于政绩冲动等原因而滥用权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后可通过如下途径来加强对县级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以自治为导向推进县级政权的民主化改革;借鉴"大部制"改革经验,强化县级政权的监督职能;加强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     

地方治理的理论体系及中国的分析路径

地方治理是治理权威在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分化和扩散,以及在政府体系内部通过行政权力和责任的下放来增进地方(下级)政府的积极性、灵活性、回应性,其实质是治理权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化和多层次化的变迁过程。理解地方治理可以从两种纬度去把握,即横向的多中心治理和政府间分权与治理。中国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地方治理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首要任务是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即中央向地方的权力下放和上下级政府间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启动和提升地方组织公共事物管理的参与能力。因此,以权力转移和权力配置为中心的分析模式,为分析中国的地方治理建构了基本的分析路径。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理性分析

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是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过渡性，面临诸多矛盾和困难。为此，必须树立有限政府和市场政府的新理念，整体转变政府职能，利用经济杠杆和政策导向来合理分流、转移人员，并正确处理好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政府机构改革与党委机构改革的关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与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关系。     

行政分权下的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几经调整，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财权与事权的统一性问题以及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性问题成为困扰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的关键性问题。为了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改革走向规范化，克服权力不断收放的怪圈，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重构集权与分权的治理模式。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与运作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是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基本条件和保障。地方政府权力的行使受其权限的制约,包括地方政府权力行使的法定地域范围和事务范围。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其职权大小和权限范围是不同的,地方政府权力必定要在配置的基础上行使和运作。由于中国长期形成了以“条条”为主导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政府内部权力设置并不科学,从而造成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较低,给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重构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的法则,只有这样,才能使地方政府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深化改革要做好“大”和“小”的文章

正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近年来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精神,积极进行治理改革的实践探索,沿着"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好市场"的路径,多管齐下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增创了发展新优势。以行政体制改革为龙头,转变政府职能,打造"小政府、强政府"。顺德区切实推进大部制改革,将41个党政部门合并为16个大部门,实行扁平化管理,并对党政权力运行机制进行重塑,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     

行政管辖权交易:地方政府合作的权力基础

行政权力在地方政府合作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地方政府合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行政管辖权交易的过程。地方政府合作的机制和形式不过是行政管辖权交易的制度化、组织化形式，地方政府合作协议实际上是行政管辖权交易的结果。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合作中的行政管辖权交易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阻碍经济要素在辖区间自由流动的权力；二是有利于形成和提高区域整体经济竞争力的权力；三是跨界公共问题治理和区域公共物品提供的权力。     

治理转型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拓展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用治理理论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一方面为地方治理的初步转型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也要求我们致力于治理的转型。     

强镇扩权与政府治理创新:动力、限度与路径——基于浙江的分析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直接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浙江省强镇扩权改革是现代小城市的崛起与传统乡镇治理的张力的结果,其实质是一种倒逼性的治理创新。这一治理创新具有明显的过渡性,面临着法律、制度、利益和观念等多种制约。因此,优化县乡政府治理结构必须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区划调整相结合,引入现代化城镇管理模式,创新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实现由乡村管理向城镇治理转变,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升级。     

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三重逻辑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是地方治理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相连。如何有效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政府系统内部的纵横结构理性化逻辑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具有本质的相应性,更与社会法治建设、社会组织发育与公民意识生成逻辑具有直接的协同性。随着政府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机制推进以及社会法治与社会主体参与协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重逻辑关系中日趋完善,并与整体改革开放进程同步、同向。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中国地方政府信用重构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政府信用缺失已凸显为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当前,地方政府信用存在不少问题,政府信用流失的情况较为突出。而重构地方政府信用,促进社会和谐,已成为中国政府一项紧迫的任务。因此,要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建设“规制——服务”型的地方政府;加快政风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建立透明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信用管理机制;加快权力监督,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同时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地方自主发债打开改革想象空间

经国务院批准，2014年上海、北京等10地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不仅是地方融资的需要，也为优化地方治理体系、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打开了新空间。     

地方政府改革困境分析及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是国家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层面的治理不过关，中央政府层面的改革将难以得到实质性的进展。本文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改革面临的困境、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政府绩效管理：当前的实践与未来发展路径

政府管理改革的绩效化取向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治理的一个必然趋势,中国的实践在地方层面取得较多的突破和经验：绩效评估开始转向绩效管理,向统一规范的方向发展、强调公共服务和责任履行等等。但由于重评估轻管理、法制技术文化组织上的不足、相关体制改革的制约等问题,阻碍了政府绩效管理的推进与改善。鉴于此,应通过更多的实践,从地方入手提供法制保障、同步推进行政和财税体制改革等措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绩效管理。     

论政府能力与地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建设服务性政府是政府转型和政府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地方政府则是将中国政府的政治承诺、为民服务的理念付诸实施的直接承担者,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直接执行者,这都涉及到政府能力的问题。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同服务型政府所要求的政府能力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一方面需要建立缜密系统的政府能力评估体系,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提升地方服务型政府的能力：进一步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大力推进进公共治理主体的再造;积极挖掘和开发体制内外的资源;重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相关机制和制度建设;切实推进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的改革等。     

构建权责统一的法治政府——质疑“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论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决定政府转型目标的实现,政府权力法定,政府权力与责任相辅相成。本文从法理、管理、哲理等方面与我国近年行政学界流行的“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论进行商榷,认为应加大改革我国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促使政府的政治化权力转为法治化权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政府的责任心。     

在权责清单下政府职权的三维配置优化

"十二五"时期浙江省率先在省市县三级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突破口,也将成为"十三五"期间政府自身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进一步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在职权配置的领域上,更加深入广泛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强化民生服务职能。在职权配置的层次上,进一步下放权力,解决好上下级政府职权同构的问题。在职权行使的程序上,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管理由重事前审批向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杭州市富阳区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探索与启示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改革是在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产生的。杭州富阳区权力清单制度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是其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其他地区权力清单制度改革所面临的共性问题,这些问题提醒着行政体制改革的限度,同时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政府以人为本的多维建构

政府改革既连接着社会,又连接着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中心环节。“十一五”规划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置于各项改革之首,表明我们对政府改革的决心、力度。政府改革需要实现民主行政典范、公共权力、内部组织、法治等多方面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