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行政执行、公共政策执行概念辨析

执行、行政执行、公共政策执行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相关概念。其相同点都在于“执行”,即“做”或“行动”,但执行、行政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又是互不相同的概念,其区别不仅表现在其执行的内容不同,而且还表现在其执行的主体、客体和执行的方式不同。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客体和公共政策“执行”三者的统一。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逻辑研究述评

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领域,学者已经采用“政策变通”、“选择性执行”、“基层共谋”、“政策梗阻”等本土特色明显的概念描述政策执行失败的现象.公共政策执行的结果为何与既定的政策目标相违背,政策执行为何频频失败,执行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该问题一直贯穿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文献.沿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综合路径,总结出现有学者主要从央地关系、街头官僚、行政体制、行政生态、政策性质、制度视角以及组织视角提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七种逻辑诠释.这些研究成果多着眼于个案,缺少理论对话,未能辨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距离提供一个实现共识性和普遍意义的逻辑图象仍有一定差距.利用正反交叉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揭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环境因素影响分析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执行受到一定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既有自然因素的制约,也有社会因素如经济、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文化等的制约.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需要自然环境、经济、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改善.     

论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特征——以“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为例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政策执行模式是当前中国政府和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存在着"集中式的政策执行模式"和"分散式的政策执行模式"的分歧。本文通过对"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三个典型特征:"层级加压+重点主抓型"体制架构;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恰当的政策+高层的决心"构成政策执行到底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既有的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理论提出了修正:如果能够制定出恰当的政策,中国也可以是"诱导型体制";从执行方面看,中国兼有"职责同构"和"职责异构"因素;中国的政策执行模式兼具集中性和分散性,关键是构建政策制定参与机制和政策执行沟通协调机制,以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并有效克服其不足。     

民事悬赏执行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民事执行中一直存在"执行难"的问题,各级法院也一直不断地在探求解决之道。目前很多法院在执行中引入了悬赏执行制度,通过悬赏执行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寻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加大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度,使其有钱花不掉、有福不能享,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债务,从而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然而,由于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悬赏金额等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导致其很难发挥出最佳效果。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做出进一步完善。     

政策执行缘何走样?——基于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案例研究

研究、探讨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破除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梗阻现象,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维护政策系统的稳定性,进而确保政策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的研究多关注政府内部层级间的互动以及基层政策执行者作用的发挥,鲜有研究聚焦于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以及外部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在借鉴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麦克拉夫林的政策执行互适模型以及高金的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政策执行过程,构建包含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在内的政策执行理论分析框架,并以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案例对此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偏差的出现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与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作用的发挥存在密切关联。具体来说,包括:决策机构刚性考核方式给执行机构带来的压力、政策执行机构与政策执行者的分离以及政策执行者自身能力的局限、政策执行部门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关于利益问题的调适互动、政策本身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的显著影响。     

民事执行法的目的与民事执行法的制度建构

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是民事执行制度建构、实践和调整的指南。当下正值我国第一部民事执行法审议之际，正确认识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总结过往民事执行的经验，科学合理地制定民事执行法。民事执行法的目的具有迅速、充分实现债权人的债权，确保执行的手段和程序的正当性，维持债务人的基本生活的多重性。长期以来化解执行难一直是我国执行工作的主线，但解决执行难不是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是执行工作在特定时期的重点。在制定民事执行法的过程中，应从民事执行法目的的视角对具体制度的建构和调整予以审视，使之符合于民事执行法的目的，切实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的民事执行法。     

破解法院执行难题的法律思考

法院“执行难”是我国执法过程中的“顽症”，已成为制约发展、贬损法律权威和法院形象乃至影响社会稳定的“瓶颈”。破解“执行难”必须仔细分析其成因及后果。从深化认识、完善立法、凝聚合力、强化措施、完善制度五方面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深层机制探究

本文认为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态度、综合素质、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等都对政策的有效执行产生影响 ,甚至决定政策执行的成败。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本身又深受其背后的多种深层机制的影响 ,如政治社会化机制、成本—收益预期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转变作风是解决执行难的关键

执行工作是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执行效果的好坏，执行案件结案率的高低，不仅关系到生效的裁判文书能否得到执行，而且关系到法律的尊严、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法制轨道正常运行的大问题。     

公共政策执行梗阻及其纠正

我国实行的是集中型的政治权力分配制度,即在中央集权前提下,政治决策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进行合理分配。这就决定了我国各地各级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上呈现出总体一致性。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实际情况有差异,上级地方政府与基层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职能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上存在梗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也反映到不同层级政府对政策执行的不同保留态度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所谓政策执行梗阻的现象,本文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梗阻表现、深层原因以及纠正措施,展开研讨。     

"7·17案"映射出的行政判决执行难

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都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行政权的公权性,才使其更有能力去对抗象征公平公正的司法权,而且一旦行政权与司法权发生矛盾,其危害性也更大!而判决的执行是一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案件能否得到最终解决的关键步骤.因为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是一种纸上的权利义务,当事人要想真正实现判决书上的权利必须通过执行加以兑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案件虽然得到了公正的判决,却不能及时有效地执行,甚至是无法执行.一个案件在得到了公正合理的判决后却无法执行,这不能不说是司法的失败,是对法治的侮辱.试图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浅析我国行政诉讼执行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优化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的设想

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体制暴露出诸多弊端 ,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面对以市场为取向的国内改革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双重挑战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的构建 ,既要考虑国内多元利益主体的要求 ,又要考虑当今国际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优化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的基本思路是 :扩大公共政策执行主体 ,促使公共政策执行的同体化与异体化同步发展。     

以人工智能破解政策执行难题的几点思索

多年来,我国政策执行都面临着人力、情面、决策和体制等难以克服的难题。而当前人工智能的日益成熟,已经为破解这些政策执行难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政策执行领域引入人工智能,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升级政府智能服务平台,建立智能化政策执行系统;建设大数据系统,构建政策执行的海量数据库;构建优质算法,形成算法森林;建立完善人工智能执行系统的监管机制和问责机制。在建立智能化政策执行系统方面,既要确保决策执行的科学性合理性,又要实现决策执行的自动性流畅性和高度智能性,因此,在关键的决策点、执行点的启动时机及行动方式上需要精心构建。     

执行结构转换下的权力互动——宁波市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过程分析

在宁波市审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削减审批事项和规范政府行为的审批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审改)是如何展开的,有哪些变量影响审改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失败,这些变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宁波市审改的政策过程分析,运用执行结构转换理论,对宁波市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了解释.认为审改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在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改革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之间是权力互动的.执行结构转换和权力互动过程是影响审改政策执行成败的因素.在宁波市审改的案例中,削减审批事项的执行结构从"有限分权"模式开始,逐渐向"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转换;在规范政府行为时,政策执行结构又从"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开始,逐渐向新的"有限分权"模式转换.在不同的执行结构模式下,审改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运用各自的权力资源讨价还价、策略互动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到审改政策的执行结果.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及其治理

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是将外部性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的有益尝试。它对执行评价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执行悖论的存在,政策执行负外部性得以产生且不可能完全消除。又因执行网络的存在,负外部性的传导更为迅速、广泛和复杂。这使得负外部性治理陷入困境。应构筑相应的评估、补偿机制,并从提升政府执行力着手,加强执行协商和执行合作。     

对我国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之质疑

我国出于保证行政管理效率及其连续性、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及公共利益优先理论等方面的考量,采用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但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实践的开展和行政法学领域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理论和实践领域对我国行政诉讼中不停止执行原则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多。为了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的功能,确保公民权益保护的无漏洞性和有效性,我国应借《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契机,放弃不停止执行原则,改用停止执行原则。     

浅论刑罚执行监督之完善

刑罚执行监督是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刑罚执行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发展和刑事政策研究的深入,刑罚执行监督一跃成为学界以及实践部门的焦点。从梳理既有刑罚执行监督体制入手,剖析其弊端,并就一些刑罚执行监督中的突出问题和解决机制略书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公共政策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难问题对各级、各地政府而言都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执政能力。政策执行难的四大类原因:一是政策“先天不足”,质量不高;二是执行政策时投入资源不足,配套措施跟不上;三是执行者无意或故意曲解政策;四是政策对象对政策的接受度不高。解决政策执行难的对策,一是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政策质量,避免出台有“硬伤”的政策;二是制定配套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政策执行的环境,避免单兵出击;三是合理兼顾政策调整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保证大多数人特别是弱势群体长远利益不受侵害;四是提高政策执行者的能力素质和道德素质,避免“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使政策执行打折扣;五是做好政策宣传工作,使政策对象愿意接受政策,避免政策对象“不领情”。     

政府权威下的有限妥协——政策执行的三方行动分析

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其间关系到三个主要的变量：政策决策者、执行者和目标群体。按照洛伊的分类，政策可以分为构成性政策、分配性政策、规制性政策、再分配性政策。不同类型的政策中，三方变量的关系和行动各不相同，表现出复杂的特徵。总体来看，政策三方之间是在中央最高权威下相互之间有效妥协的结果。然而，妥协可以分为积极妥协和消极妥协，消极妥协是政策实施效力减损的重要原因，消极妥协导致严重的政策执行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