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智能道德机器的伦理困境及其破解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如何让未来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智能机器作出伦理推理和道德决策,成为机器伦理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智能道德机器创造中必须深入探讨智能机器成为道德能动者的前提与可能。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程序员等非伦理学家面临着诸如道德哲学知识缺失可能导致智能道德机器伦理假设偏误,伦理理论多元加大了伦理共识达成的难度,"电车难题"造成伦理决策困境,人工智能的法律应用存在机器偏见,伦理方法论的多元性造成正当性辩护与道德行为选择困难等更为突出的伦理困境。破解这些伦理困境,对创造智能化、人性化的道德机器是非常必要的。有效破解这些伦理困境,需要实现道德哲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需要重新审度伦理自身的合理性,在多元价值中达成伦理共识,最终构建面向智能机器本身的可执行伦理机制。     

人工智能视域下学术期刊学术不端行为预防机制构建

在人工智能时代,任何学术期刊出版单位、作者、读者都有责任、有义务防范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全面构建人工智能环境下学术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机制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优化学术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建立学术期刊学术不端治理共享平台,提升学术期刊编辑流程的智能化水平,改善学术期刊审稿专家遴选及审稿流程的智能化水平,构建道德教育与法律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遏制学术不端行为,有效地净化学术生态,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助力。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信任建构

从公共政策视角探讨政治信任,对于提升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政策视角下,政治信任主要包括政策问题建构信任、政策规划信任、政策执行信任、政策评估信任以及政策终结信任五个方面。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各个环节中。提升政治信任的途径主要有:建立和完善政策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机制;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政策决策机制;厘清府际关系和完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和发展第三方评估等。     

提升政府治理算法决策公平性的机制与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融合的不断加深，政府决策开始走向智能化和算法化。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治理算法决策面临公平性困境——程序公平受到冲击和结果公平有所偏差，这主要源于使用者或提供者自身价值观偏误、基础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有限以及算法程序自我迭代优化的技术逻辑影响等。为此，需要聚焦于价值、制度和组织等三个层面，搭建政府治理算法决策公平性的实现机制。同时，必须坚持“软硬并进”路径，一方面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算法在政府治理领域的开发和布局，使算法的决策输出不偏离公平正义的价值轨道；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政府治理算法决策的制度环境，打造适配政府治理算法决策的组织系统。     

论公共政策执行协商

以往论及政策协商,多指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协商,较少论及执行过程中的协商。其实,不仅公共政策制定时需要协商,公共政策执行也需要协商。公共政策执行协商是协商民主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运用。它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引导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表达,可以调适政策执行人员与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执行协商需要界定协商的主体、客体及协商的形式等构成因素。推进公共政策执行协商有序开展和常态化,必须规范执行协商范围,构建执行协商程序制度,明确执行协商主体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执行协商方式、拓宽协商渠道,构建公民协商意见整合机制。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治理的法律机制构建——基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视角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同公司一样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为此,必须构建公司治理的法律机制,以降低其代理风险及成本。构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治理法律机制,决策机制是最重要的一环;在决策执行方面,应以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为共同执行主体;在监督方面,应构建内外监督并重的机制。     

智慧司法的算法隐忧及其规制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在司法领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起来的智慧司法在解放司法生产力，提高审判质效等方面已经展现出巨大潜力。作为人工智能核心的算法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智慧司法的决策效果。因此，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智慧司法系统的开发与推广，使算法技术在司法过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数据质量瑕疵、算法黑箱以及算法依赖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为此，可以从算法的数据质量的提升、算法解释机制的建设、技术边界的把握以及综合人才的培养等方面进行规制，极力降低算法技术给司法活动带来的风险，保证智慧司法在公平正义的轨道上有序推进。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智慧司法建设已经迈上了快车道，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     

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执行问题探究

“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而公共政策执行已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党和国家行使其职能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当前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是政策执行信息渠道不畅;政策执行各方面的利益不协调;政策执行监控不到位;政策执行人治现象严重,责任追究缺乏等。如何改进政策执行,可采取相应对策,即开畅公共政策执行的信息渠道;实现政策执行的各方面利益的整合;加大政策执行的监控力度;加强法治,建立政策执行的追究责任制度。     

政策执行失灵与执政能力提升

政策执行的水平直接反映着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高低。政策执行失灵对党和政府领导发展的能力、推进民主政治的能力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导致政策执行失灵的原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主体中的“寻租”等腐败现象、政策执行中政治资源的流失、政策执行机制的制约和执行“时滞”等方面的原因。克服政策执行失灵、提高执政能力的路径,主要依赖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构建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和发挥民间组织的桥梁作用等。     

“全响应”政府回应机制：基于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的经验分析

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阻碍政策执行以及政府有效回应社会的重要因素。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自2019年正式运行以来,有效提升了全市范围内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12345市民服务热线构建了信息发现机制、信息下达机制、信息上传机制、压力感知机制,在四个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对市民诉求实现了近乎"全响应"的回应效果。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热线联动社会力量,在行政执行系统外部搭建信息循环机制,形成"政策执行靠内部、信息发现和回馈两端靠社会"的信息闭环机制,有效地破解了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数字中国背景下算法决策的社会信任机制研究

算法决策已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一项基础性技术。由于算法决策系统的复杂性和科技依赖性等特征,在决策过程中容易引发隐私泄露风险、算法决策错误风险、算法偏见风险和声誉风险等算法风险,使用户面临不确定的算法决策环境。算法风险会引发公众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危机,产生算法恐慌情绪并可能导致算法污名化,进而阻碍数字中国的进程。应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危机,理念层面,要明确算法决策的技术理性;规制层面,要提前规避算法决策的风险;声誉层面,要为算法决策正名,实现算法"去污名化";用户层面,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算法用户环境,以构建算法决策的社会信任机制。     

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机制建设：模式分析与路径探索

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机制是公共政策顺利实施的制度保障。充分吸收西方先进的执行理论和方法,立足我国国情,构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机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对未来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加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机制建设,应采用系统分析方法,构建系统模式,发展和完善决策、解释、组织、施用、监控五大机制。     

论影响决策有效执行的原因及对策

决策本身、决策资源、执行机构的因素以及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方式、程度、执行成本、执行者素质和领导重视程度等都是影响决策有效执行的因素.解决决策有效执行应从建立有效的决策体制、转变领导观念使之重视决策执行、构建决策有效执行的中央和地方体制、加强理论研究、从法律上和体制上确保决策执行的方式、程度等方面入手.     

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博弈、网络结构与执行机制——基于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策执行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执行呈现网络化特征,博弈和网络结构是理解政策执行的重要路径。我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社会交易平台市场准入政策在执行中基于政府上下级之间、社会交易平台与政府交易平台之间、社会交易平台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分别构建了管理主导型、业务主导型、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在管理主导型政策网络中,政府拥有的较强网络权力和行政权力,是推动政策执行的关键力量;在业务主导型政策网络中,政府虽然也具有较强的网络权力和行政权力,但是社会交易平台的服务优势和逐利动机为政企合作提供了条件;在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中,监督部门拥有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威。因此,有效推动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执行的路径与机制有三种:一是在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构建管理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发挥管理机制效应以获得良好的执行效果;二是在政企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构建业务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释放合作机制效能以带动政策执行;三是在强监督的推动下构建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发挥监督机制效应使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切实贯彻执行党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地方政府执政效能的依据和前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能力与水平,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顺利实施、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与公信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当前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执行体制封闭、执行者角色错位与越位、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失当、政治社会化机制缺失、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困境。需要创新政治文化,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构建开放性的政策执行体制,完善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优化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建立健全执行监督与制约机制,推动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政策目标的实现。     

大部门制改革的行动逻辑与整合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大部门制改革的实质不在于职能整合或职权分解,而是通过顶层设计促使决策权集中化,确保政策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中国大部门制改革既是转变政府职能和促进政策协同的结果,也是降低协调成本、构建决策中枢、精简政府机构的内在要求。大部门制改革的整合机制主要有机构合并、执行分立、议事协调三种模式。这一改革既要利用"改革之窗"推动机构重组,也要基于现实问题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并通过地方层面的政策试验积累改革经验。     

政策执行失灵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能力提升研究

政策执行的水平直接反映着政府能力的高低.我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政策执行失灵现象.政策执行失灵对政府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完善政策执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必须树立执行理念,发展执行文化;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完善政策执行机制;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推进政府"善治"的实现.     

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优化问题

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暴露出诸多弊端 ,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人 ,其政治态度、职业技能、利益需要和行为习惯等都对政策的有效执行产生影响。为此 ,必须重视建立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优化机制 ,通过提升人的政治社会化水平来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综合素质 ,建立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责任制 ,扩大公共政策执行主体 ,促使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策学

最近几年,我国一些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纷纷撰文著书,倡议建立一门以政策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政策学。这些政策学的倡导者,有的是从干部教育中需要进行系统的政策教育,以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着眼;有的是从加强政策研究工作,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出发;有的是在改革我国政策决策方式,实现政策决策理性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探索中,迫切感到需要专门的政策理论的指导;有的是从国外蓬勃发展的政策     

论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特征——以“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为例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政策执行模式是当前中国政府和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存在着"集中式的政策执行模式"和"分散式的政策执行模式"的分歧。本文通过对"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三个典型特征:"层级加压+重点主抓型"体制架构;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恰当的政策+高层的决心"构成政策执行到底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既有的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理论提出了修正:如果能够制定出恰当的政策,中国也可以是"诱导型体制";从执行方面看,中国兼有"职责同构"和"职责异构"因素;中国的政策执行模式兼具集中性和分散性,关键是构建政策制定参与机制和政策执行沟通协调机制,以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并有效克服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