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绩效领导途径的分析

公民参与是现代政府社会治理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借用西方的制度途径引导公民参与的方式在我国有明显的"水土不服"。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框架下,从"品清湖综合整治"和"下围村村民议事"实例中获得线索,讨论绩效治理、绩效领导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证实基于公共价值的协同领导系统——绩效领导更符合我国社会情境的引导公民参与的重要途径。绩效领导作为一个结构性概念,其框架内的价值领导、愿景领导、效率领导相互作用,通过识别需求、整合资源、有效执行形成良好的运作机制,有效帮助提升政府绩效水平。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创新实践——以芜湖市的探索为例

为了吸引和扩大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各地政府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但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芜湖市的做法是:通过开办"市民心声",完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机制,建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监督机制,搭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平台,持续加大对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专项投入,有效提升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水平。其经验告诉我们,提升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水平,要加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建设,推动公民教育与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融合,加大政府投入。     

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价值预期、内在困境与制度性建构

政府绩效评估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民主化发展的产物,是政府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不仅是促进民主行政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政府绩效评估质量的有效途径,但良好的价值预期并不能掩盖现实的困境。文章从关注政府绩效评估中公民参与的价值预期入手,着力分析了公民参与绩效评估的内在困境,并努力寻求制度化完善之道,以期为我国地方治理的民主化道路选择和走向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下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在我国现代政府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政治民主价值准则是人民群众有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和了解相关政策信息的权利,而政府的义务就是积极引导公民广泛参与政策制定。当前随着我国公民参与度的不断提升,民主化进程和法治社会也在迅速发展,规范和发展政策的制定,形成公平、公正的决策体系如下: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能力;提高政府官员民主意识,消除官本位思想;防止强势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渗透;大力推行信息公开;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及其提升

对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要从目标、运行机制、行为和结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这几个维度从不同层面表达了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的绩效。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构成,其提升过程中具有以下难点和挑战:导引不足,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贡献不彰,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技术系统缺乏协同,存在系统融合问题;公众参与不足,效果不佳;缺乏系统监管,影响治理效能。因此,应加强政府数据治理的战略和政策支持,优化行政生态环境;强化数据信息链的绩效贡献,重视数据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技术平台的系统融合,挖掘技术协同的绩效动能;注重公众的参与和体验,实现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构建政府数据治理的全方位管控体系,提升数据治理的绩效。     

论社会治理中的网络民意表达

网络民意表达作为社会治理的新形式,在当今社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其生长空间虚拟、表达方式便捷、时效性强、成本低廉等特点,一方面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言论空间,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二元互动;另一方面网络民意表达也存在着网络民意参与社会治理的无序性、民意表达不平等性和"沉默螺旋"效应等问题。因此,政府要积极主动转变观念,提升民意满意度;提高公民素质建设,跨越"数字鸿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网络道德及文化建设,推进网络民意的有序参与,促使网络民意表达参与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公众参与有效性困境的破解

公众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既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实现路径,也是社会发展和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变迁的必然结果。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众参与实践存在参与深度和广度有限、评估结果准确性欠佳、评估结果落实不力等参与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其困境的破解需从培育积极公民资格、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注重解决差异性问题、完善评估制度建设和优化评估过程设计等方面入手。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制度优化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虽然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但是在行政发包制下的高风险与弱激励、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弱组织性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风险等特定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的高度自主性使公民参与地方治理在实践中很容易形成治理变革的"悖论"现象。体现在:一方面,在扩展有序公民参与和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已经成为执政高层的基本政治文明建设方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依然缺乏足够的动力支持公民参与;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法制基础虽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的规范体系和制度文本,但在实践中或被屡屡虚置或被施加诸多限制,公众参与积极性大大弱化。因此,要从根本上走出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从优化相应的制度环境入手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约束并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才是必由之路。     

官僚控制:“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的政治逻辑

"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缘起及发展的理论逻辑是经济逻辑和公共责任逻辑,政治逻辑是官僚组织中的官僚控制,其中行动者包括政府领导层、官僚机构与公众。公众是领导层为加强横向控制力而引入的新的变量,"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的本质是公民参与的有限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保障,同时加强公民参与的过程管理。     

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过程模型建构

绩效评估可以看作是问责政府的一种工具。那么,在上级问责作为主要问责形式的行政体制下,公民问责能否成为上级问责的有益补充,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未来走向可能是什么?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首先对行政问责的两种类型——上级问责和公民问责——的协同和冲突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从公民是否参与政府绩效目标的制定和绩效结果的评价两个维度构建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类型、未来发展走向和限制性条件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为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政府治理问题考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制度现代化,而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促进那些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良性互动,有助于形成"自愿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并深刻影响政府治理绩效。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实现有效政府治理,需要突出治理导向性、法治优先性、治理公共性、治理基础性。     

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     

公民参与城市政府公共政策的实证研究——基于五个城市政府网站数据的分析

公民参与城市政府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为判断城市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实际状况,本研究对分布在我国东部、西部、东北等地区的五个城市政府网上公开的具体参与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吸纳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议题范围和数量有明显差异,参与环节以政府对政策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环节居多,参与方式以各种媒介为主,参与结果公开有限。可以判断,在地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具有行政选择性特征,公民参与层次和参与环节发展不平衡。分析这种参与状况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本身因素等方面,这也是进一步扩展和发挥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实际功能需要着重考虑的要素。     

基于公众导向理念的地方政府绩效管理

公众导向理念源于顾客导向理念,体现"公民本位",追求"公众满意至上"。在我国,公众导向理念契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成为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价值和核心理念。福建省率先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模式,其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即以绩效目标为导向,科学制定绩效指标体系;构建绩效运行体系,确保行政权力高效、规范运行;建设绩效监控体系,确保绩效管理落到实处;完善绩效评估体系,促进绩效水平提升;健全绩效制度体系,实现绩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加强和改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思路是:树立和强化公众导向理念;构建整体性绩效管理框架;实现公众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全程、深度参与;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地方先行先试,推动政府绩效管理立法进程。     

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对公共文化事务的参与,既是现代民主精神的体现,更是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表现,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真正满足公民公共文化需求,消除政府供给机制弊端,促进公民有序地参与公共文化事务等。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仍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和问题,影响其发展。主要表现在：公民个人参与意识和能力有待加强;社区文化发展不充分,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社区文化服务体系;非政府组织发展不足,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公共文化责任意识淡薄等。为此,应通过提高公民个人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规范运作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充分发挥其作用;增强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的社会责任,鼓励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等对策,促进和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及对策

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着手研究政府绩效评估,之后,我国学者对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然而相关活动的研究探讨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对以公民为主体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还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在我国各级政府的绩效评估活动中,积极探索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有效方式和途径,不断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对于公民个人和政府建设都有积极重大的意义。     

公共卫生政策与健康利益选择

一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涉及人的生命健康和道德价值取向选择,是直接关系公民生存健康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问题,而充分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采取最有效的卫生措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对健康的需求,是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的目的。要实现这一目的,政府在制定政策中,应当把健康问题列入行政公共卫生重点工程,加大投入力度;应当坚持"低收入人口优先受益"的原则,投资向贫困和弱势群体倾斜;应当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策略,以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政策绩效的价值取向解读

理论上,政策绩效不同于政策结果之处在于它对其内在价值及其行为方式改变的特别关注,因而具有较强的价值意蕴.政策绩效在社会转型中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现实之间的差别,就是政策问题存在的闭区间.在此基础上,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公共政策的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以及治理、善治等作为一种"绩效指标",对政策绩效及其实现程度等都有很大的影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特质的社会问题的大量积聚、政府主导的政策模式、公民社会的不健全等,首先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着当下我国的现实政策绩效,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等的存在形式和发生作用路径;另一方面,作为"因变量",它们被嵌入不同的制度运行、政策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成为一种既定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决定着当下各种利益诉求、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等的性质和内容.在技术和价值之间,政策绩效找到了其存在的基本空间.     

社会变革中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特征与政府的对策分析

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是我国社会全面变革的过程.在变革社会中,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现出主动性参与、利益性参与、多群体性参与、智能性参与、法制性参与等一系列新的特征;面对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新特征,作为公共政策活动最大主体的政府,理应采取一系列新对策,即树立开放的政策观念,确立和谐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扶持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强化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和主体地位,规范参与程序,尝试公民政策参与的新机制.     

大数据驱动的政府绩效精准管理：动因分析、现实挑战与未来进路

大数据技术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的重要引擎。基于大数据赋能开展政府绩效精准管理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整合政府绩效信息的必然选择、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绩效管理的有效途径以及实时进行绩效问责与激励的实践要求。我国对大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探索,仍面临着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缺失、政府绩效信息整合的有效性不高、存在潜在道德风险隐患、大数据相关要素支撑能力不足等制约因素。为进一步推进大数据驱动的政府绩效精准管理,促进政府绩效管理科学化发展,未来应加快大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制度建设、推动政府绩效信息的有效整合、构建"回溯性、实时性和预测性"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强化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大数据要素支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