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异化及其治理

腐败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毒瘤",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异化。权力腐败与公共权力异化互为表里。消除腐败,就必须有效治理公共权力异化现象。有效治理公共权力异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工程,既要科学设权,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又要改良权力运行的土壤,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更要加强权力主体的自身建设。消除腐败,防止公共权力异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呼声,也是我国构建和谐政治体制,建构和谐的权力运行机制的根本前提。     

新加坡的廉政机制及其启示

廉洁教育机制、权力制约机制、廉政激励机制、腐败惩治机制构成了新加坡廉政机制的完整体系,确保了廉政建设的显著成效。新加坡廉政机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开创廉政建设的新局面,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兼收并蓄东西方廉政建设的有益经验,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廉政建设机制;法治、德治双管齐下,为廉政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严厉惩治和大力激励并用,形成良好的从政导向,为廉政建设提供切实的重要保证。     

县委书记权力腐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政治生态的研判视角

权力的支配性和扩张性预设着权力腐败的空间和可能,腐败治理自始就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对于县委书记权力腐败这个突出问题的分析和解剖不能仅仅局限于权力监督制约的视角,在全面、透彻地分析后,还应看到它与政治生态之间二元相向的关系,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研判其权力腐败的内在机理。政治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概念,包含体制、文化和过程等三维要素。体制浸润在政治生态深层,对政治生态发挥根本意义上的规制作用;文化既型构着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也构成政治生态的外在表征;权力行使过程则对政治生态的形成和运行及其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就县委书记权力腐败而言,体制层面的制约主要集中在权力高度集中体制和压力型政府体制;文化层面的规制主要集中在滞后型文化和断裂型文化;权力行使过程层面的影响则体现在公器私用和硬权力大行其道上。这三大要素虽然共同对县委书记权力腐败施加影响,但并非等量齐观,而是存在分殊差异。相比较而言,文化的影响是更深层次的,体制的影响是中观层面的,权力行使过程的影响则更为显性。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廉洁自律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世界廉洁之邦,与人民行动党的廉政之道密不可分,主要是:官员自律品自高,减少腐败动机;实行有效的薪俸制度,消除腐败诱因;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堵塞腐败机会;严惩贪腐行为,提高腐败成本。人民行动党廉政建设成功经验表明,要割除腐败这一"毒瘤",必须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反腐败的长效机制。     

腐败成因诸视角述评及综合治理原则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不断深化,对腐败现象的治理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对腐败成因的观察视角各有不同,大体归纳为经济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法学三大方面。然而,任何单一视角对腐败成因的分析都存在其有效性,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基于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及政治危害性,任何单一视角下的解决策略都难以实现对腐败的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多视角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坚持综合治理腐败的原则,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并对未来的腐败治理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价值观与民众的腐败容忍度:一项跨国性研究

<正>民众对腐败的态度,尤其是腐败容忍度,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腐败容忍度的差异,不仅与腐败的水平密切相关,而且还会对反腐败施政和政府治理改革产生深刻影响。一个不容被忽视的现象是,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存在着个体差异。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民众的腐败容忍度,构成了文本的研究主     

公众参与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惩治腐败是我党的一贯立场和方针,而且惩治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加大,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但毋庸讳言的是,即便这样,腐败也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单纯依靠制度建设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深入和公众社会影响力的彰显,公众参与在廉政建设中愈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在借鉴各国反腐成功案例的基础上,通过创设政务公开平台、转变民众意识、鼓励和保障媒体监督、扩大国际合作等措施,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和质量,从而有效地搞好廉政建设这一长期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公正和谐。     

论新加坡廉政文化形成的五大基础

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举世闻名,这不仅与特定的地理、历史、人口等因素有关,也与新加坡富有特色的廉政文化密切相关。新加坡政府不仅致力于廉政文化的营造,更着力于把廉政文化贯彻和体现到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使之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基础、现实物质基础、制度基础、政治基础、人才基础。     

反腐“新常态”下香港地区与新加坡腐败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严惩腐败进入快车道,查办的干部级别之高、人数之多、领域之宽,前所未有。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要重视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反腐败经验,正面、积极地肯定了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腐败治理经验。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腐败治理成效受到国际社会一致公认,其经验具有系统性、高压性、持续性的特点。在当前反腐败"新常态"下,客观、系统、深入地去挖掘香港和新加坡腐败治理的有益经验,对于进一步深化腐败治理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运用“参与式治理”有效杜绝权力腐败

准确理解和运用"参与式治理",充分赋权社会主义社会各类政治资源,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之间协调、监督、合作,形成和谐社会的政治管理机制,从根源上有效遏止与杜绝权力腐败。     

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逻辑

基于共生理论探讨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互惠逻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前提在于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具有内在关联性:一方面,现代政治文化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提升;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推动着政治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同时,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在内在驱动、理论支持、价值导向等方面表现出合理性,实现二者共生的可能。共生前提与共生可能自身不会发挥效用,国家只有通过提供有力共生介质、营造正向共生环境、保障共生系统稳定等路径,才能有效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契机,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真正发挥共生理论效能。     

政府廉政生态的建构与策略选择

<正>就腐败治理和廉政建设的过程来看,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国家廉政建设体系,必须在加强政府内部制度建设的同时,大力培植廉政生态予以支撑。廉政生态应从以下三个维度上建构:(1)开放。变封闭政府为开放政府,这是培植政府廉政生态的第一要义。开放社会提倡理性,反对狂热与盲从;尊重个人和民众的自由权利;个人有判断是非、批判权力的权利,同时权力接受民众的批判。(2)参与。政府开放为公民参与廉政建设提供了前提。在依靠和加强政府内部廉政制度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公民参与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体制内反腐和体制外反腐有效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反腐败功能刍论

任何腐败都是首先从思想上的腐败开始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功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抑制腐败的思想动机。     

腐败的社会心理探源与儒家廉政思想的现代意义

腐败是一种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类文化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理论界对腐败的界定和成因并未达成共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是理性的个人经过高度精密的利益计算和反复权衡之后的结果，是经济人的原则入侵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表现。腐败并非仅仅存在于公共的政治领域，任何职业和个人都存在腐败的可能。从源头治理腐败，需要根除滋生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培育完善的道德和法律体系，增进个人的道德情操。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含有的大量廉洁奉公思想可以为现代社会的反腐倡廉事业提供强大的思想源泉。     

行贿者视角下的公众腐败意识

本文基于杭州和南昌的公众腐败意识问卷调查,从行贿者视角研究公众的腐败意识,探讨影响其行贿意识的因素。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腐败容忍度越高,公众的行贿意识越强;对人情往来这种传统习俗的认可度越高,公众的行贿意识越强;越认可给领导送礼是有利的或值得的,公众的行贿意识越强;受教育程度高能弱化公众的行贿意识。因此,为了更好地建设廉洁文明的政治生态,需要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减少人情往来和送礼之风等传统人情文化的影响;也需要对公众加强思想教育,降低其对腐败的容忍度,进而有效遏制行贿、治理腐败。     

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伙伴关系构建

重塑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促进交流与协商,加强互动与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加强廉政建设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趋势。根据我国廉政建设的需要和公民参与廉政建设的需求,客观认识我国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伙伴关系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实现我国廉政建设模式和腐败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我国廉政建设中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伙伴关系构建的路径在于:转变传统观念,形成合作共识;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回应与协商机制,促进交流与协商;建立参与制度与保障机制,确保合作的制度化与稳定性,     

中国海关廉政建设中的政治象征研究

中国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拥有征、减、免、放、扣、罚等权力,同时也存在着廉政建设上的巨大风险。政治象征作为维护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使人产生精神暗示和情感认同的心理力量,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符号、政治仪式等形式。在预防关员腐败,加强队伍建设上,中国海关运用了提炼海关意识形态、建设海关文化载体、确立海关仪式等政治象征的功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有效防范廉政风险,中国海关需进一步挖掘海关政治象征的潜力。     

网络监督的公共政治属性与建设路径

网络监督的兴起有现实需求、技术支持和制度政策基础。在社会转型期,面对腐败的高发和多变,以网络监督为核心生成的腐败治理意愿正是现阶段社会公众的政治需求。但是,网络监督对腐败治理具有双重效应。因此,为有效治理腐败,优化网络监督,要抑制其负面效应,强化网络监督的公共政治属性,培育网络主体理性参与精神;要激励实名举报,建立实名举报保护机制;要优化官民合作机制,建立腐败线索收集、整理和反馈机制。     

廉政建设的生产力效应问题

廉政建设可以有效减少各种腐败行为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的阻力和障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的关键阶段,探讨廉政建设的生产力效应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廉政建设通过激发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促进生产资料合理配置、优化生产力发展环境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廉政建设的生产力效应可通过价值导向效果、精神激励效果、行为转化效果来检验。我们需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创新廉政体制机制和构建廉政先进文化等方面入手,加强廉政建设,助推生产力发展。     

浅论腐败的社会心理基础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腐败的治理在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的腐败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中国古代官场的贪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改革开放过程中,对西方价值观的扭曲理解使得腐败变本加厉,同时国人对腐败的态度也助涨了腐败行为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