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时间银行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探讨

时间银行是将“时间”作为一种可以储蓄也可以流通的货币，社区居民通过为别人提供服务赚取时间货币，未来自己需要时可以换取别人对自己的服务。时间银行在国内外的发展都与互助养老密不可分，在国内也被视作志愿服务的创新模式。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存在一些困境，比如城市社区居民的共生互助共同体责任意识较为淡薄，城市社区协同合作的共同体行动机制不够完善，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时间银行在实践中正逐渐呈现出应对上述困境的社区治理作用，一是促进营造共生互助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责任意识；二是助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社区治理实践平台；三是帮助实现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     

智慧社区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福州市鼓楼区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

智慧社区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大势所趋,对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当前鼓楼区智慧社区建设的现状和发展困境的分析,从顶层设计、技术创新、运营机制、服务理念及智慧人群培育等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而助力数字时代智慧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分工与合作研究

本文主要是探讨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在合作型社区治理主体的分工与合作问题。首先提出中办关于社区的两个文件是合作治理的思路。接着探讨社区治理主体的分工与合作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政府对社区建设要履行"掌舵"的职能,社区自治组织要履行"划桨"的职能,要逐步完善社区与政府的合作机制。     

智慧社区建设中的行动者、利益互动与统合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逐渐实现了从理念向实践的转化,在此过程中社区成为其转化和承接的载体和重要支柱,也是多方利益主体间交互和博弈的重要场域。如何破解多方参与的困境、各方利益如何互动和统合,最终形成一致的利益联盟,是智慧社区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南京市四个智慧社区的建设为个案,通过对多元行动者的角色、利益与互动策略的"深描",力图展现智慧社区建设的运作逻辑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智慧社区的建设者包括以街道办为核心,技术组织、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的行动主体,由于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诉求,需要核心行动者设立强制通行点(OPP),引导各行动者进行利益的表达、互动与传递,从而克服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障碍,形成一个动态的行动者利益共同体,从而呼应中央提出的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格局理念。     

共同生产视域下社区治理主体合作困境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基于M市P小区的案例分析

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现有研究未能很好地揭示各主体间合作的影响机理。借助共同生产理论搭建治理主体合作的“输入—加工—输出”框架，以M市P小区为例，分析主体间合作困境的形成过程与生成机理。研究发现：议事沟通平台悬置、社区“两委”权威弱化及技术应用形式化造成输入端治理要素收集效率低下，避责、逐利与抗争逻辑导致加工端对治理要素的处理失当，公共价值、身份认同和参与共识难以形成导致输出端主体对合作前景的消极评价，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主体合作关系破裂。可通过提高输入端治理要素的收集效率、引导加工端主体行为逻辑转变、引导治理主体对合作前景形成乐观预期，促进治理主体实现有效合作。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四重审视

城市社区建设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基础。为了更好地通过社区结构及机制的调整全面整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文章从治理载体、行动逻辑、治理规则、公共精神四个层面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提出了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四大难题：社区定位与载体缺失的结构失调、权责定位与有效行动的供给失衡、制度空悬与规则迥异的治理失序、文化虚弱与精神不足的内核失能。在此基础上，以浙江永康为研究样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的治理策略：明确定位，重塑结构，丰富治理载体；界定权责，目标导向，优化服务供给；完善制度，执行为本，提升治理水平；挖掘文化，塑造精神，形成持久动能。     

城市安置社区的吸附性治理及其治理成效——基于苏州市GT社区的田野经验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扩张,安置社区大量涌现,安置社区治理已成为时代课题。调研发现,城市安置社区治理呈现吸附性特征。地方政府以吸纳社区精英的方式建立起结构性的递进式层级治理体系,包括社区居委会以行政化和职业化为导向的正式吸纳、社区非正式组织的半正式吸纳、以激活社区居民参与为手段的非正式吸纳。在此机制下,安置社区治理呈现出治理重心下沉和政府兜底的治理取向,建立起了多元共治的快速回应机制和情法分流的二元融合机制,实现了安置社区的有效治理。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

目前,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党和政府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举措,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社区治理与服务能力,应对不断出现的风险与挑战,因而呈现出“一体双面”的实践表征。但是过度“行政化”、“悬浮化”和“内卷化”倾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二者治理效能发挥。为此,需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为突破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建立社区合作治理网络,最终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探析——以上海宝山“社区通”为例

数字协商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近年来,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在我国各地蓬勃发展。上海宝山"社区通"下的回应模式、打钩模式以及"线上+线下"模式,全面地展现了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时,通过打造数字协商平台、培育居民协商治理能力,进而形成数字协商治理机制,最终推进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数字协商在程序与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数字协商在社区治理中覆盖范围不足、难以深入协商以及配套措施缺乏等局限。未来应当着力加强数字协商制度化建设,以便数字协商能够更有效地嵌入社区治理。     

“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缘起、现状及转向

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山东北高家庄、珠海井岸镇、广东云浮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研究发现,社区治理组织体制表现为"交叉型"、"互挂型"、"党组织整合型"三种类型;社区治理机制呈现出"村企管理一体化"、"协作式治理"、"支助型治理"三种不同的模式。"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企业与社区具有共生共融关系,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政府在外部起推动与衔接作用。不过,在实践运行中",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社区合作治理动力不足,社区治理功能有限,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在"经社分开、政经分离、产权改革"基础上构建开放性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社企分开"基础上培育公共合作意识,政府引导下形成"政府、企业、社区"合作治理机制,是转型期优化"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升企业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及作用的关键所在。     

论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和谐运作: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治理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合作互动、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目标。目前政府与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滞缓和主导性强势行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要改变现状,政府必须正确定位,摆脱自身社会管理的重负,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现状、热点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分析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社区党建引领作用发挥的目的和本质在于实现社区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文章以2000—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218篇核心期刊文献为依据，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分析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基本情况与热点话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和展望。文章认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应立足于当前治理现状与治理效能提升之间的差距，深入探讨党建激活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活力的内在机制，构建起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体系与评价体系；基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内在机制、内容体系和评价体系，提出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社区生态文明的协同治理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呈现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治理理念，以便能推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进步和完善。生态文明作为目前城市社区较为创新的治理理念，其核心是以平等公正、协商民主、多元宽容、和谐可持续等价值诉求作为实践指导，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一种治理理念，也是完善我国城市社区的一个新途径、新方法。文章着重阐述的是社区生态文明的协同治理的必要性和实现路径，使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政策具有连续性和多样性，在实施过程中协调运行，即增加了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提升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走向程序民主:城市社区基层议事协商机制的建构——以苏州工业园区Q社区实验为例

伴随着国内协商民主理论和城乡基层民主实践的深化,有关协商民主的讨论正在经历从学理到实践的转变。近十年来,包括浙江温岭、云南盐津、安徽南塘等地协商民主的成功实践,说明基层协商民主是有其成长空间的,关键在于如何结合各地治理现实建构一套基层协商民主的运作机制和操作流程,使协商民主从理念走向基层治理的日常实践。都市社区基层议事协商机制的建构是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环节,需要从机构设置、规则制定、技术应用、流程改善等几方面入手,充分借鉴和整合已有的开放空间技术、罗伯特议事规则、参与式预算、协商民意测验等协商民主的技术和方法,推动社区治理中居民的有效参与,实现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转。     

从社区治理走向社区共同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社会共同治理即意味着多主体参与治理,需要行政法治作为依据和保障,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然路径。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必须坚持依法治国、重视行政法治思维和坚持职权全面法定原则。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需要在行政法治理念指引下完成,并以其所需的各类有效机制事先形成作为法治保障。     

智慧社区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智慧社区建设需要采集、使用、处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权益受到关注与冲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个人信息主体为换取便捷服务等而让渡自身利益时,个人对自我信息的控制权和决定权被削减,导致个人信息保护存在法理上的困境。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薄弱、技术进步导致保护措施失效及救济手段不足,加剧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困境。对此,顶层设计中应更好地兼顾公私权益,以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为前提明确主体责任,加强过程控制,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镇管社区模式下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的难点及对策

大城市城郊的镇管社区模式成为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的最佳试验场和考察其发展动向的调研基地。无论从城市现实发展需求出发,还是从治理政策调整的角度看,社区共治与居村自治都有其必要性。但在共治与自治的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机构职能定位不清晰、常态机制难以确立、运作能力不足和社会力量参与度低等难题。这亟待完善以需求和功能为导向的基层社区管理与服务稳定机制,包括治理机制调整、财力与人力的充实,构建政社互动和社社合作的管理与服务有效机制。     

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为例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探讨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确保社区治理正确方向必须研究的问题。选取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典型的裕园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通常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基层力量、专业社会工作团队、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主体间相互依存,由此构成社区内部治理体系。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作为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应该包括民主协商机制、信任机制、规则机制、志愿服务机制、文化宣传机制、激励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