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体制改革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器,政治开放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执政党执政水平的提升,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构,市场、社会与公民等内生力量的激活,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做的重要的实践探索。而以能力培植为目标取向,以危机和问题的解决为驱动机制,以政府主导和精英参与为组织模式,采取非均衡的增量推进策略,增强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基本特征。     

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实现机制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缔造新型现代国家和推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形成了政党与国家相互嵌入、政党主导型现代国家建设模式。在该模式中,“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协同推进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性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相互促进为内在机理;以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执政能力和全面从严治党能力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筹规划功能、系统推进功能和激励凝聚功能为互构联结的整体呈现;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同向同行的价值目标。三者共同彰显了中国特色治理框架下的独特互动逻辑。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民主与参与: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民主政治演变与发展的必然逻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参与性与民主性的高度统一。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逻辑指向,民主与参与构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存在于一元领导与多元协商、人民民主与有序参与、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顶层设计与多层推进相统一的基本形态之中,这不仅赋予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合理性和发展现实性,而且对于全面承接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需求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与复杂社会“连接”起来：元宇宙对城市治理的变革性效应

元宇宙是一个促进自我与他者及其更广大社会存在之联结意义上的“深度连接世界”,为当今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变革思路。在遵循“照看-化约-回应”基础性逻辑的主流城市治理思路与“复杂社会”（城市治理最重要的治理场景、治理对象与治理任务）之间出现个体、国家和组织三重连接危机的背景下,元宇宙能够突破“人的尺度”,自下而上地发现、整合乃至重塑个体的价值与力量,激活“全面个体”崛起成为城市治理的基本节点。通过“以自我治理推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置身事内的合作治理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以虚实交融的新公共组织促使城市政府科层组织变革”三种机制重新连接起复杂社会。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个体价值上升为整体价值,城市治理结构得以优化,价值创造方式得以改变,从而为走向城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可能。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逻辑、权威与根基

对逻辑的剖析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必要步骤。后发国家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与政治发展的推动密切勾连。成熟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要件。公民参与协商机制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根基。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逻辑在于推动政治发展,逻辑核心体现在法治与民主的完善。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政治发展的推动、法治与民主的完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的成熟、公民参与的有序扩大与协商机制的设置逻辑上是相适应的。     

论合格公民的理论架构——基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视阈

从身份之维、知识之维、意识之维、行为能力之维等维度对合格公民进行理论架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公民个体的政治-法律公民身份认同与政治-心理公民身份认同是对合格公民的身份认同要求,身份认同也是对国家共同体认同的真实表达,强化着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掌握相关的民主政治知识和民主法制知识是对合格公民的知识要求;树立法律意识、政治权利意识、政治责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是对合格公民的意识要求;在民主政治实践中,具备相应的参政议政技能、参政议政道德是对合格公民的行为能力要求。     

主体、制度与价值: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学术追问，这要求从国家治理层面作出符合中国经验事实与改革逻辑的系统性回答。从主体逻辑来看，党、政府与市场的内在关系成为中国国家建构的组织保障；从制度逻辑来看，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转化为治理效能，进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从价值逻辑来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人民城市等一系列国家治理鲜活实践深刻反映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驾驭好资本的价值底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在理论上打破了西方治理理论窠臼，而且在实践中以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构建大学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党建引领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点和着力点，必然遵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党建引领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新时代治理导向和实践路向为指引，注重运用共同体思维，在深入分析当前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精神困境、融合困境、行动困境的基础上，着眼坚定人民立场、强化领导核心作用、注重文化价值引领、坚持学习型政党本质四个方面，坚持以师生为本实现源头治理、构建“一轴多元”大学治理格局提升治理合力、树立新时代大学精神激发治理活力、推进大学改革创新增强治理韧性，创新推进大学治理共同体建设，切实提升大学治理效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的“人民性”探索：历史视野与现代化面向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践行“民心政治”的重要场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载体。本文以基层治理中的人民性为研究对象，在横向上，从价值、制度、技术三个维度解析了人民性的逻辑框架和理论内涵；在纵向上，基于时间脉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治理人民性的探索历程进行了梳理，归纳其发展演进特征。此外，本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将人民性与现代化逻辑相对接，基于社会与政治、整体与个体、主体与客体、统一与差异的多重辩证关系阐释了人民性的现代价值。     

知识政治学：国家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调用

知识被视作现代社会构建及其运行的核心要素,相对于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而言,知识政治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缺少具有学科自觉的纲领性议程,理论脉络零散而缺乏基本共识;另一方面讨论层次偏重于实践性方案,未能对丰富的知识现象形成政治逻辑层面的总结。国家治理既要对不同主体的知识类型进行整体性考虑,又要根据不同知识类型的异质性特征设计针对性调用方式。根据调用目的与情境的不同,国家治理的知识调用逻辑可以分为合法性逻辑、适应性逻辑、确定性逻辑与回应性逻辑,这四种逻辑在优化治理过程与方式、提升治理目标与效果的治理需求中有差异性体现。知识政治学需要明确知识在治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尤其需要把握数字时代知识政治丰富的研究机遇,为解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从民族精神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性概念和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价值。“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倡议践行了这一理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所包涵的全球治理价值及逻辑包括：中国哲学与政治文化中“推己及人”“己欲达则达人”的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中国道路与智慧,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新时代的共同体精神与软实力体现为自信、包容、开放、平等、团结、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促团结,其对内为民族精神共同体,对外表现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从民族精神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张尊重他国文化与政治制度、平等正义、互惠互利、协同发展,实现相关国家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准则和全球治理价值。依托“一带一路”,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价值将对全球治理产生重大的推动意义。     

基于治理理论的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研究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弥补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实现对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超越;其二,充分汲取和回应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遵循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传统廉政治理体系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政党力量主导与国家、社会力量虚弱的矛盾,多元主体参与主体间协同断裂的矛盾,政治廉洁与权力运行效率的矛盾。破解这些矛盾,需要政党、国家和社会力量在廉政建设中走向平衡和协同;需要区分不同权力行为的运行逻辑,通过分类治理实现国家廉政治理中廉洁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中央群团改革视域下地方妇联购买服务的实践逻辑及其理论扩展--基于对上海H区的经验观察

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抓手,各级妇联组织在中央群团改革精神指引下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实践。本文以上海市H区妇联的改革实践为例,在对既有理论加以反思的基础上,立足群团组织的核心属性尝试构建一种以"中间领域治理"为核心特点的分析框架,以揭示H区妇联改革实践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研究发现,在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践中,H区妇联通过规范化制度、专业化方法、多主体联动、长效化机制等行动举措,推动了妇联传统服务模式的转变、组织属性的重塑以及服务群众能力的提升,形成了一种"群团借道社会"的实践逻辑,通过联同社会力量促进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组织通道的再造。本案例对当下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具有实践价值与参考意义,既是对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共同体的积极响应,也提供了一种深化群社协同共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策略机制。     

如何实现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重构与完善——机制设计理论视角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当下中国正在推进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何避免诸种机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及其潜在的激励扭曲结果，是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为此，有必要对机制设计理论进行回顾梳理及介绍，注重成功改革的方法论及其工具，以更好地指引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目标的同时,又提出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新任务。本文从逻辑起点、逻辑条件、逻辑结构三个方面,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理论逻辑。以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价值重构为切入点,分析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价值尺度和价值取向。最后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野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实践路径,即从微观视角看,要提高每一项党的法规制度的质量;从中观视角看,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有效、运行规范的党的法规制度体系;从宏观视角看,要实现党的法规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衔接。     

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的主体逻辑及其型塑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论及"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本文的主要论点有:马克思、恩格斯从国家起源着手分析了国家的本质,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主体逻辑的理论支撑;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存在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模式内涵上的不同;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模式从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新时代国家治理主体逻辑型塑的必要性须从新时代国家治理维度的多重性和国家治理目标的多元性找依据;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主体逻辑型塑的可行路径需要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提升多方主体治理能力两方面着手。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的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历史方位、理论方法与概念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民族事务治理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定位了民族问题研究的维度与视角,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方法与概念议题亦随之更新。概念议题的变迁是因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实际需要,这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概念所能解释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应该成为新的理论方法。以此,才能解释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工具选择与政策意蕴。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为概念议题是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主题与方向,其内在含义是以政党为核心的文化政治共同体,以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发展为关键、以反分裂为底线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