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层面来认识。在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上,深刻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社会治理相关论述,重新对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服务工作者在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发展途径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完善。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

社区治理是多元主体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动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构建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需要重新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培育多元化的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机制,推动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加强社区法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     

构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构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完善"一核多元"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优化和理顺各种关系,使蕴藏在城市社区中的治理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健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公共服务资源与社区需求之间的高效匹配和无缝对接.同时,还要着眼于社区的建设与治理需要,加速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技术专业化水平,通过完善社区治理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为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提供法治保障.     

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对策建议

社区治理法治化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基础。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选择性运用法律、信访不信法、法律方法使用边界不清等问题,要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在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领导、主导和示范带头作用,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优化法律服务、加强法律监督等途径,完善法律体系,建构法律权威,强化法律执行,用法治为和谐社区建设保驾护航。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加强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创新的建议

本文通过梳理民政部确立的2013年~2015年间"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中关于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案例,归纳出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创新的主要经验与启示,提出加强垫江县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建议:坚持党建为本、树立品牌意识、坚持法治为基、德治为魂、自治为根、智治为法、坚持创新意识。     

标准化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

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有效路径。为践行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路径,破解城市社区复杂化治理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创新形成标准化治理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治理目标规范化和治理结果公共性等基本特征。标准化治理模式契合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需要,发挥了规范政府公共权力、保障民主自治权利和拓展社区共治空间的功能。标准化治理模式在推动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进程的同时,仍需在健全标准化治理制度体系、协调标准化治理多元关系和均衡标准化治理公共秩序等方面改进提升。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关键议题

强调话语为中心的协商已经成为当前民主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多元而创新的实践正渗透到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学者多角度的研究也勾画了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轨迹。城市社区探索形成的"公民论坛""议事会"等实践模式成为当前协商治理的具体形式,在增强居民参与、提高政策合法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建立在我国政治语境研究基础之上,是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理论相互融合的产物。通过对协商治理提出的背景以及实践形态进行分析,以"协商"作为出发点解析协商治理的深刻内涵,当前城市社会协商治理的关键和重点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协商性与合法性、监察化与制度化、协商程序与结果质量以及相互理解与公共责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城市社区：治理与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被新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所替代,其治理体制特点为:权力配置集中;自上而下单项进行;“政社合一”;社会被国家结构化。到了80年代,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大量国有企业的破产以及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的出现,使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了政策与法规;另一方面,非政府社区组织日益参与、渗入社区并介入社区活动。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治理转型将是一个趋势,它表现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结…     

治理理念的社区实践

治理理念作为对传统单一政府管理的反思,强调治理主体的多中心秩序和治理权力的多向度,强调自下而上的对话、协商与合作,而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它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互动与协作,强调目标导向的治理理念,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民间组织兴起的必然要求。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官本位现象及政企、政事、政社不分的现象与治理主义理念背道而驰。重塑政府,确定政府边界,实行政企、政事、政社分开,积极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将是在社区实践中贯彻治理主义理念、构建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选择。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应然要义与实践路径——以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为例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加强基层党建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社区治理有效运转的必要方式。探索和完善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新时代推进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以及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逻辑的相互耦合。当前,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正面临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有待完善的组织性困境,社区治理多元力量参与有待挖掘的主体性困境,以及社区治理思路和方式有待创新的资源性困境。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应以组织增能、多元参与、资源整合为核心,实现党建工作对社区治理实践的创新引领。     

社区权威与乡村治理

在乡村社区的权力互动中,既存在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基层政权权威,也存在代表着民间权力的社区权威,两种权威体系之间的博奕决定了乡村治理的格局及走向。自古以来,两种权威体系在农村社区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权威结构与乡村治理的格局。从现实看,农村的社区权威在乡村治理中既有其积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限制其消极影响,发挥其建设性作用,是现代乡村治理中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三重逻辑

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将党的领导嵌入和融入社区治理实践的一种新探索,是我国当前和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背后有其重要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及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实践逻辑,并在时代背景下随着基层党建重心的变化而变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价值取向,并且已经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包容性治理：城镇化社区治理策略选择

城镇化发展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进城入镇农民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村落共同体的生活场域，并由此形成一类独特的社区形态，即“城镇化社区”。此类社区因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所以治理机理复杂、形态各异，总体治理水平较低、成效不佳。寻找国家政权力量的基层有效性和维护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性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成为城镇化社区治理理论和实践的一大难题。西何社区作为城镇化社区的典型代表，其治理突出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兼容并包的治理资源、党领共治的治理结构，具有显著的包容性治理特征且富有成效。结合包容性治理主体、过程、成果三大维度与西何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发现包容性治理与城镇化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耦合性。西何经验充分展示了城镇化社区包容性治理策略选择的必要与可能。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城市基层治理何以有效:国家 基础性权力的视角

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现实中却存在"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问题。观察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由于基础性权力的"嵌入"视角整合了社区发展轨迹和治理现代化转向,因而其成为探讨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分析范式。研究发现,以行政权力为表征的基础性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双向嵌入、沟通对话及二元互构,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参与、决策制定和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但是,基础性权力的"振荡"变化也可能导致行政过度干预或治理失序无效。因此,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应坚持"让民作主"的治理理念,适时调整基础性权力的强弱运行,并注重对社会权力的培育和推动,以使两者在彼此互动中走向共生互强。     

城市基层党组织社区治理功能的激活路径探讨——以北京市"吹哨报到"改革为例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单位,城市治理离不开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环节。"党是领导一切的",城市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承担着政治引领、民生服务与社会协调的重要功能,功能的切实发挥离不开对党组织社区治理功能的激活。北京市"1号"课题"吹哨报到"改革就通过推行"双报到"制度与选树正面典型、减轻社区负担与强化服务保障、建立协调平台与赋予统筹权力等做法,充分激活了基层党组织的社区治理功能,对于提升社区治理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主体性培育路径研究

新时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背景下,出现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强个体性弱公共性、社区自组织运行的弱自主性强行政性、社会组织定位的强服务性弱赋权性等治理困境。这要求社区治理在价值取向上应确立以居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在治理过程中应促进居民由功利性私人向集体理性的社区公民身份转变。而改造人的思想与价值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社区内横向组织整合网络的发育,也需要"助人自助"的赋权理念的引导、治理技术工具的有效选择、协同互动平台的搭建。唯此,个体才能重拾互利互惠之美德,人的现代化才能得以实现。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发展与治理——以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背景

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现代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社区治理成为实现社区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新的形势下,武汉市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关键阶段,面临社区治理的一系列外部挑战和内部矛盾。武汉市社区治理体制需要从社区治理结构、政府职能规范、社区组织建设、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服务供给上实现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