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宪政的价值维度

宪政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弄清楚宪政的价值诉求,对于正确认识宪政的特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宪政是以保障人权为根本价值目标,以法治为治理基础,以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型构观念和相应的制度设计.西方宪政包含人权、法治、权力制衡等四个方面价值要素.其中,人权是宪政的价值核心,法治是宪政的秩序基础.权力制衡和政府"有限"则是宪政的理想愿景.     

美国宪政中的分权制衡机制

著名启蒙思想家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学说在美国制宪先驱们天才般的不懈努力下最终成为美国宪法及宪政实践的思想基础和灵魂.美国宪法及宪政中的"分权"与"制衡"是相辅相成的:"分权"是"制衡"的基础和前提,"制衡"是"分权"的目的与归宿,通过分权制衡机制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愿望.我们应当客观辩证地看待美国宪政中的分权制衡机制.     

法治与党纪互动机制的实证研究述评

<正>国外比较政治的相关研究发现:很多国家与地区存在政治腐败,却缺少各国通用的治理手段。有的研究认为权力制衡与加强法治可以减少腐败,但是在政党政治中,法治也可能被反对党用来攻击执政党并以反腐为借口迫使其让步。在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党研究表明,腐败的产生不是因为缺少法治,而是政党自身的组织强度不足、自律能力差。联系我国实际,推进依法治国须     

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正>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在制度笼子的设计上下功夫,要在培养制度文化的基础上,以执行为导向,着眼于对权力的全覆盖,确保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行使的各个领域都有明确的规范和足够的制衡力量。在设计出科学、有效的制度笼子的同时,我们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通过增强政务运行的透明度、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将权利放出笼子,来建立、健全使权力拥有者不能     

西方的宪政观与中国的执政理念

西方的宪政观的核心是从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出发,限制政府(国家)的行为。西方的有限政府论源自关于人性的性恶论假设。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宪政传统,虽然历史上有过“重民”的思想,但其出发点却是为了稳固封建统治。中国传统上国家权力无限的主张源自儒家“人性善”的人性论。现代中国有过多次“宪政”实践,但总是功亏一篑。引入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具备了实行宪政的经济基础。近年来“执政为民”的提法出现,中国开始限制政府的权力,但其出发点仍是发展经济。中国以“三个代表”为特征的执政理念比西方的宪政更为积极,更有利于实现人民的利益,指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政道路。中国“宪政”设计大体上包括加强对权力机关的监督,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加强监察工作,减少官员的不作为现象等。     

简论"好政府"

自从有了国家以后,好的政府便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理想的政治管理模式,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我国古代称之的"善政"、"仁政",当代西方国家治理所倡导的"Good government",都是好的政府的意思.好的政府的建立必须严格遵循主权在民、权力分立并制衡以及法治的原则;同时,好的政府应树立民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公开政府、廉洁政府和效益政府的理念.     

论公共领域理论对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思想的超越

以近代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模式,虽然通过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等间接民主的建制化制度安排而实现了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衡,从而保障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但却由于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方式的有限性而拉大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从而难以持续地调动公民对政治的普遍参与,难免导致政治冷漠症.而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则为修补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思想的缺陷提供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从而缩小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进而对自由主义民主所无法克服的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起到某种医治或纠偏作用.     

西方宪政民主理论来源探析

西方宪政民主的理论来源从总体上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基督教文化,二是近代自然法学派的权利政治观。具体而言,则包括四个方面:源自基督教罪感文化的人性幽暗意识,基督教二元政治观,自然法学说和契约论思想。由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和人性幽暗意识衍生出了权力悲观主义和制度设防理念;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基因经过多次嬗变导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界分;自然法学说蕴含着自然权利的思想,并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评判现实政治法律制度正当性的正义体系;契约论则满足了人们关于政府来源合法性的道德追问,提出了国家产生于契约,政府权力应当分立并相互制约的思想。通过梳理上述四个要素与宪政民主的关系,意在说明,西方宪政民主是建立在西方特殊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一种政治文明。     

20世纪美国公务员道德立法研究：经验与启示

<正>国外比较政治的相关研究发现:很多国家与地区存在政治腐败,却缺少各国通用的治理手段。有的研究认为权力制衡与加强法治可以减少腐败,但是在政党政治中,法治也可能被反对党用来攻击执政党并以反腐为借口迫使其让步。在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党研究表明,腐败的产生不是因为缺少法治,而是政党自身的组织强度不足、自律能力差。联系我国实际,推进依法治国须     

宪政精神下的国家控制与社会治理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宪法之治和实行宪政,当然其前提是要求宪法本身应该为良法。宪政精神主导下的宪法与宪政、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法律、权力与权利相互关系的定位以及人治与法治的比较观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不但宏大,而且对具体实践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宪政对现代国家为何必要

实施宪政对现代国家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宪政为国家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通过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达到国家与社会、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最终建造一个强大国家。在当代中国以民主和法治为基本走向的现代化政治发展中,加强宪政建设应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选择。     

政治文明与法治监狱

政治文明的提出为法治监狱这一主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点。政治文明是法治监狱的根据,法治监狱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的理念、原则与政治制度文明诸内容。政治文明的理念是保护自由,原则是法的统治,制度设计是分权制衡。与之相联系,法治监狱的理念是保护罪犯的合法权利,原则是法律之上,制度构架是对罪犯个别处遇的决策权、执行权与对罪犯的考核、奖惩权的分立与制衡。     

法国大革命前期的三权分立

权力分立并通过权力制衡达到政治自由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明确提出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但卢梭极度轻蔑赋予国家各组成部分独立权力以相互制约的均衡理论.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前两部宪法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从实际情况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权力分立有自己的特色:议会至高无上并发展为相当程度的专制,行政权过于弱化而无法与立法权抗衡,司法权根本没有独立地位.因此可以说,法国人基本上没有按照孟德斯鸠的思路去制约权力.     

代议民主制的监督和制约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代议民主制是所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形式;而监督和制约制度则是代议民主制大厦的一块基石,是代议民主得以实现的保证。代议民主制的监督功能不仅包括议会对行政、司法的监督以及议会、行政、司法三者的相互制衡,还应包括公民对代议机关和其他权力机关的监督。社会主义代议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议制思想,他们的代议制思想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主题,即把人民监督作为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重要制度。     

制衡与三权分立是否是同一项原则辨析

制衡，已被我们公认为是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也是进行民主建设和维护社会安定十分有效的政治机制。但是在我国学术界，长久以来把制衡与三权分立混为一谈，视二者为同一原则。这种理论认识极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能实行制衡，不实行三权分立就不能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然而，笔者发现，西方学术界对制衡与三权分立关系的理论认识与国内学术界正好相反，国内学术界对这种长期存在的对立认识也未引起应有的关注与重视。笔者认为，在当前深入进行民主法治建设的形势下，澄清制衡与三权分立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制约机制实践的探索。     

论执政党引领宪政意识发展潮流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求执政党必须引领宪政意识。宪政意识的主要内容包括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力制约意识和人权意识等四个基本方面。引领民主意识要求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引领法治意识要求正确对待司法独立;引领权力制约意识要求党政功能分化和构建国家权力的合理结构;引领人权意识要求加强人权理论的研究,积极推进人权立法的完善与实施。     

民主共和与宪政共和的历史叙事

西塞罗认为共同善是共和的核心价值,包括"公益"与"公法"两个方面,形成了理解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一为积极肯定性;一为消极否定性,又受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形成了民主共和与宪政共和。宪政共和要求共和国的政体构建是宪政的、法治的,分权制衡的有限政府,试图构建一种"防御性共和政体结构";民主共和要求共和国的政体构建是民主的,强调人民主权,强调公民美德,强调构建的是发展的有效政府,试图构建一种"发展性共和政体结构"。     

现代民主政治的两种实现形式

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存在形式。现代民主政治主要有两种实现形式: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主权在民,核心是委托授权,基石是权力分立与制衡,政党制度是两党制和多党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国体是先进阶级的代议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政府的行政根据是先进阶级的方针政策,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党制度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各参政党(民主党派)的主要特征是目标趋同性、政治参与性、成员精英性和基层松散性。     

对孟德斯鸠分权理论几个问题的辨析

从文本的意义上说,人们对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认识仍存有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对这些分歧进行学理的正本清源的梳理与辨析,犹为必要:(1)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真实本意是通过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使公民的政治自由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而得到法律的庇护。权力滥用的被制止只是分权制度达致的结果,而非其诉求的意旨。(2)孟德斯鸠对人的本性和道德能力的悲观与否定,构成分权学说的理论逻辑前提。(3)分权学说是为封建贵族的利益张目,不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呐喊,即分权的本意是等级分权。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分权的实质就演变为国家机关内部的职能分工,文本问题就切换为应用问题。(4)分权政制其实是一种混合政体,它不是权力的绝对分立,分立中的权力其实是一种交叉混合的权力。(5)分权制度对公民自由的保护不一定要以降低行政效率为代价,它还有增强政府工作能力的“积极性”作用。(6)分权学说是否具有普适价值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设计良好的政治制度,在性质上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别。分权体制在中国确实存在一个适合与否的问题。但是,分权体制所折射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应该具有普适的意义和价值。     

在平等与自由之间拯救民主——萨托利论美国民主

萨托利试图厘清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直接(参与式)民主与间接(代议制)民主、自由与平等之间的联系与冲突,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他认为是相适的理论,即自由民主理论。其核心是自由与民主结合(或说民主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并以法治宪政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