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政治与“他者”形象--以美俄(苏)之间的大众文化形象建构为个案

大众文化所创造的地缘政治神话直接塑造了特定社群对其他国家形象的想象,深刻影响国家认同、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后现代的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中,大众文化产品一方面向民众传播政治精英的地缘政治想象,另一方面向决策层反馈流行话语中的大众地缘政治想象。大众文化产品塑造"他者"的方式具有多元性,其"他者"形象的生成机制可以理论化为"非人化"、"奇观化"和"性别化"三种模式。与之相应,西方娱乐工业往往依赖一些固定"模板",批量生产"类型化"的"他者",以维持"自我"身份叙事的稳定性。其传播过程则具有"隐蔽性",往往不会立时得到"地缘政治对手"的回应,遂成为西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手。今天的大众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以西方为中心,西方流行文化的全球传播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隐蔽地对外传播深藏于其中的地缘政治想象。因而,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地缘政治功能,重视大众文化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新中国初期政治仪式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基本经验

中共政治仪式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政治仪式塑造了党的良好形象,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表现为挖掘政治仪式的历史资源,打造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政治象征;创新政治仪式的表达形式,发挥政治仪式的多维功能;设立政治仪式的管理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为政治仪式提供内在资源。因而,政治仪式建设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音乐在美国公共外交中的角色

音乐在美国公共外交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政治先锋",它曾用来试探敌意、释放善意、软化矛盾,传达政治无法言语又无法保持沉默的信息;作为"观念大使",它对美国的意识形态传播、国家形象塑造和文化认同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对音乐等审美艺术在公共外交中运用的研究,有助于对主流国际理论进行补充,并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实践探索及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为打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与恶意抹黑,向外传播党的政策理念,中国共产党内部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根据地建设和党内同志形象建设推动党的国际形象塑造,外部通过确立新的对外宣传方针及政策、开辟对外宣传新渠道的方式展开积极探索,同时通过国际会议、外国人士等中介桥梁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双向互动。中国共产党塑造自身国际形象的积极实践成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良好的政党形象,大大增强了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对于今天探索如何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升外界形象评价,掌握对外舆论主动权,以全媒体传播体系开辟对外宣传新渠道,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党的国际话语权具有深刻借鉴意义。     

新时代我党形象国际传播的系统性路径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高效领导,在国际社会构筑生动真实的我党形象是实现党的长期有效执政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外部环境保证。因而,要把握新时代我党形象国际传播的系统性路径,塑造形象传播的多元思维,包括开放主动的思维、实事求是的思维、开拓创新的思维;树立形象传播的战略眼光,打造对外传播阵地、延展对外传播视角;聚焦形象传播的具体策略,吸引形象传播受众"走进来"、推动新时代我党形象"走出去"、多渠道传播新时代我党形象。     

国家权威传媒视阈中的福州海西形象——对人民日报社两报报道的内容分析

大众传媒是传播和塑造区域形象的重要因素。国家权威传媒对区域形象的传播与塑造起关键性作用。人民日报社的两报在加强福州海西形象在海外塑造的同时，却弱化了福州海西形象在国内的传播。福州需要加强对国内受众的海西形象特别是宜居宜业优势形象的宣传。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战略着眼点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增进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事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塑造当代中国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国际认同等理应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价值诉求,其战略意义重大。     

民主党派参与网上舆论斗争的优势与路径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网上舆论阵地已经成了不同政治势力传播思想文化、宣扬价值理念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战场,面对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借网上舆论攻讦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治制度,企图西化分化我国的阴谋,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选择恰当的路径方式,在网上舆论斗争中积极发声,主动作为,传递正能量,传播好声音。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策略分析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运用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传播媒介等开展了广泛的政治传播。在政治传播过程中,运用政策从整体上对政治传播进行控制;充分发挥外国媒体和记者在政治传播中的巨大作用;运用一般和典型相结合、典型带动一般的政治传播策略等。通过这三个主要的政治传播策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政治传播的目的,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的宣言书和行动指南,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初心,有助于党夯实"人民公仆"形象;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恒心,有助于党筑牢"时代先锋"形象;全面依法治国体现了党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信心,有助于党塑造"公平正义"形象;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党自我革命的决心,有助于党铸就"民族脊梁"形象。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