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思想回顾与研究反思

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就是公共性,自公共行政出现以来,行政的公共性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共行政模式的引进,中国学者在西方行政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从当前我国的学术文献来看,许多中国学者在使用公共性的概念时,出现了概念界定较为模糊且使用随意性较大的问题。因此,关于公共性概念的探讨依然是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对公共性概念的深度发掘,对公共行政的模式建构和职能界定也有着积极意义。     

探索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的路径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官僚制理论征服了公共行政实践,公共性的缺失引起了行政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方案。其实,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不是一个简单地要求公共行政重新获得公共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作出重新定位的问题。从理论来看,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学研究的技术中心主义路线,让从属于公共性的价值统领行政管理技术。就行政实践而言,公共性的回归则意味着政府目标的重构,即从政府本位主义转向以社会为中心。也就是说,公共性的回归是治理模式的重构,是朝着建构新型民主治理模式的方向政府改革运动。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回归而言,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理论畅想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努力都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只有在理论与实践对公共性的共同追求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公共性危机”的问题,从而建立起拥有实质公共性的公共行政。     

行政学的公共性价值追求:旁落与回归

公共行政学理应将"公共性"作为学科发展中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然而,由于受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主流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在工具理性的导向下陷入了技术路线和管理主义的追求之中。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行政学的研究必须深入发掘公共性概念的价值内涵,并在公共性内涵的张扬中去确立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行政模式建构,实现公共行政学的价值重构,以求使这门学科能够承载起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重建的历史使命。     

中国公共行政学科价值:对罗森布鲁姆价值框架的借鉴

中国公共行政学面临的学科价值危机是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性问题,也反映了其在中国制度条件下的研究取向问题。公共行政学科价值源于公共行政实践及其发展需要,必须与公共行政的当下实践形成呼应并有所指引。借鉴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价值分析框架对管理价值、政治价值与法律价值在中国的可应用性和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表明,中国公共行政学科价值应正确反映和回应公共行政实践价值的内容和结构,中国公共行政学应加强研究中的价值自觉,对不同公共行政价值进行适当平衡,并实现与公共行政实践的衔接。     

公共行政学方法论流派争论的焦点

公共行政学一百三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方法论流派之间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多回合的争论。本文在知识类型学的基础上，将公共行政学的主要方法论流派划分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流派、技术设计流派、评估研究方法论流派、诠释主义方法论流派、批判主义方法论流派，这些流派围绕五个焦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五个焦点问题是第一，公共行政学探讨对象的本质是什么？第二，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议题是什么？第三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公共行政知识？第四，行政学是科学还是职业？第五，公共行政学的学术规范是什么？上述争论促使公共行政研究在知识增长、方法论标准和研究规范等方面走向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和更加融合的时代。     

公共政策伦理发展脉络探源

作为公共行政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公共政策伦理应以时代发展为依托,从历史维度寻找价值坐标。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公共行政发展阶段所累积的理论营养和实践元素对公共政策伦理的丰富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有助于从历时态理解公共政策伦理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     

公共行政学研究是我们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的方式

公共行政学研究是指向真实实践的研究，其核心在于强调如何运用符合学术规范的、恰当的研究方法去发现政府实践中的真问题和新问题，去验证和求解对当前中国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公共行政学通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分别体现了公共行政学的学术视野、问题意识、理论共鸣和价值关怀。     

如何面对管理中的“合理避责”行为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何面对“合理避责”问题 ,已成为能否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形势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注意纠正“合理避责”行为中的错误倾向 ,正确认识“合理避责”行为对管理的利与弊 ,不断提高单位管理水平。     

公共行政心理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探究

公共行政心理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行政心理。自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本身正浩浩荡荡地向公共社会挺进,行政管理研究突破了现实行政管理的视野和境界,从传统行政管理研究的范畴进入了一个新的涉及心理和心态的管理领域,无论是人们心理还是行政管理都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体现和表现了公共性。公共行政心理的实质是人们对行政管理实践活动的主观反映,并能通过行政行为能动地作用于包括行政体制在内的社会政治制度。公共行政心理包括公共行政个体心理、公共行政群体心理公共行政组织心理等三方面的内容;公共行政心理受教育发展水平、整个社会心理、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变革和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公共行政心理对行政管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行政理论、行政行为和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     

中国地方政府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务员培训探索

公共行政教育培训作为政府获取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一种基本原动力,如何成为促进政府提高责任性和管理绩效的有效工具,是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教育培训工作者思考的主题。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务员培训实践的总结以及对培训结果跟踪调查反馈情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进程中的公共行政教育培训现状及问题,也有利于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培训新模式。     

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2004

我们认为方法论应该成为行政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学者的行政学 理念引介工作中,乃至于在我们的行政学理论建构工作中,方法论体系的重要性一直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从根本上导致了我们行政学研究中方法论的结构性失衡。本文以经验 性的数据证明了在过去4年半的时间里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在整体上产生的偏向,在与 国外同时期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作对比的背景下,我们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最主要的原 因,并且分析了方法论"结构性失衡"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国行政学基础理论"结构性缺 失"的重大问题。     

摆脱“身份危机”:中国行政学若干基本问题的再反思

对10年来中国行政学反思工作成果的梳理和评估表明,在行政学中国化、行政学研究方法以及行政学研究目标等领域,仍然存在诸多令人困惑之处.就行政学中国化而言,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大问题”应为何物？就行政学研究方法而言,如何构建属于行政学自己的研究方法？就行政学研究目标而言,行政学需要排斥对策研究吗？这些困惑的提出和澄清,可能...     

叙事研究在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运用

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是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由于中国公共组织运作的特殊性等原因,在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引入叙事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应该针对适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     

从官僚行政到民主行政——文森特·奥斯特洛姆的民主行政理论

文章系统地梳理了奥斯特洛姆的民主行政理论的脉络.奥斯特洛姆认为,官僚行政理论在知识上错误地理解和偏离了美国宪政创设者的意图,在实践上使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与实践误入歧途.美国的政府管理必须摒弃威尔逊范式,代之以民主行政范式.在批判性地继承联邦党人和托克维尔的思想,并借鉴了政治经济学和实在法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奥斯特洛姆建构了以多中心权力体制、地方自治、民主决策和多样化服务供给机制为核心内容的民主行政范式.     

公共管理热的冷思考

"公共管理"并不是"重塑政府"的理论,也不是行政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它恰恰是西方的工具主义精神的复辟.从学科结构上来看,公共管理的概念所表明的只是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有所不同的研究领域.如果把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来加以介绍和建构的话,是有着方向性的错误的,但是,如果把公共管理的问题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则是可行的.     

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范式转换的检视——国内行政学教科书的一项经验研究

范式的形成是行政学成熟的标志,范式的转换是行政学演进的坐标。行政学在百余年的发展中经历了怎样的范式转换,是行政学人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行政学范式转换抑或演进进行了研究,但是理论演绎的多,经验研究的少。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传统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进行比较,以及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抑或演进进行经验检验,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     

西方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研究述要--兼及对中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的流变、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及模式选择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该文系这一讨论的学术综述.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诉性之探讨

公安机关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具有可诉性,即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直以来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从行政法的基本理论、法律依据、司法判例方面,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进行探讨。     

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社会治安评析

政党轮替与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社会治安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止，相反，各项指标显示岛内社会稳定形势仍不容乐观。2000年后台湾治安持续紊乱与其社会转型密切相关，陈水扁当局“政治挂帅”也难辞其咎。虽然岛内公民社会的建构、民众理性的觉醒及当局管理的增强，客观上有利于改善总体治安形势，但“统独”纠纷及台澎最终政治定位将长期困扰其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