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约谈的面谈过程研究

行政约谈是具有协商性的行政执法行为,旨在通过执法机关与违法相对人之间的协商交流,达成理解,促使相对人自觉改正。学界关注于行政约谈与既有行政行为的相似性,缺乏对行政约谈的独特内涵与具体程序的探究。行政约谈作为一项独立的行政行为,以行政相对人违法违规为前提,以促使相对人自己改正为目的。行政约谈的面谈过程中,正式性与非正式性程序并存,协商性与非协商性内容交融。行政约谈的独特性质使得行政约谈有别于其他行政行为。行政约谈具有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执法矛盾的优势,但是当前行政约谈实践中存在以约谈代替处罚、协商程度低等问题,只有构建具体约谈行为规则,才能充分发挥行政约谈的优势,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协同治理：生态警务治理的运行逻辑及实践进路

生态警务作为近年来公安机关为生态治理创设的新机制和新模式,毋庸置疑,其中涉及的上下联动机制、多元主体协作及利益联结机制是对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创新。从生态警务的运行逻辑而言,作为生态治理中的全新治理机制,经历了从治理秩序吸纳到融合互构的过程,在生态警务涉及的多元主体治理中,其资源整合和利益分配也可以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得以解决,而其治理行动也经历了从行政主导到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过程。鉴于此,我国的生态警务治理需要在完善治理体系、创新工作机制和刻画治理图景上进行深入实践,在引进多主体参与式治理的基础上促进治理势能向效能转化,构建生态警务治理共同体。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与超越

中国的改革正寻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要达成这一改革目标,意味着一系列的解构与重构、变革与发展。具体到政治领域,其逻辑展开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调整与转向:在国家治理理念维度,要实现从权威至上到法治至上的转变;在国家治理方式维度,要实现国家自主性扩张到国家权力主动让渡的转变;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维度,要实现从行政吸纳社会向多元协商民主的转变。     

基于网络治理视角的宗教事务管理创新

宗教事务的网络治理指在不存在依附关系的各个主体,彼此信任、依赖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基础上,多元主体通过合作共享、有效沟通、资源整合,共同治理宗教事务的过程。宗教事务管理实现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关键是厘清宗教事务管理各主体的关系,从空间维度重构"省—市—区(县)—乡—村—点"结构,推动宗教事务网络治理常规化;从时间维度重造"事前预警—事中应急—事后恢复"流程,解决宗教事务网络治理规范化问题;从层级维度重塑"宏观搭台—中观定标—微观落地"机制,提升宗教事务网络治理制度化水平。     

多层次治理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

国家治理处于多层次治理的核心地带。多层次治理涉及全球或超国家、地区、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和不同功能的治理。本研究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是什么?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本文在区分多层次治理四种治理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目标-主体-行为"的国家治理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分别从战略目标、治理主体和行为策略三个维度,回答以上研究问题,剖析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内涵。在多层次治理的大格局下,系统探讨中国如何实现国家治理转型的理论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保险公司治理监管法律问题初探

市场行为监管、偿付能力监管和保险公司治理监管被认为是现代保险监管制度的三个支柱。保险公司治理监管日益受到各国保险监管机构的重视,2009年我国《保险法》修订,从公司治理角度加强了对保险公司的法律规制。本文从保险公司治理监管与保险监管的协同性与差异性入手,探讨了保险公司治理监管中明确私法自治领域与公法规制的边界的重要意义,并针对保险公司治理监管存在的刚性目标与柔性监管指引错位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的构想。     

犯罪控制中的治理理论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犯罪治理是指运用国家正式力量和社会非正式力量解决犯罪问题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各方针对犯罪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将治理理论引入犯罪控制领域必须解决其本土化问题,包括犯罪控制参与主体的合法性、犯罪控制中具体事务的边界、犯罪控制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和犯罪控制中国家正式力量的角色定位等。犯罪控制中治理理论的实现途径是根据具体社区的社会关联类型及其强弱的不同,建立以社会关联类型为基础的犯罪控制模式系统。     

典型治理:一种政府治理机制的结构与逻辑

作为一种政府治理机制类型的典型治理,是在党和政府执政实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体认基础上生发而成。从机制比较的中观视角看,典型治理回应的是科层失灵的组织命题,其理论底色贯穿了"科层-运动"共生式国家治理逻辑的不同侧面,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治理方式。以此为理论基点,通过细致剖析典型治理的治理结构和运作逻辑,揭示了行动主体的互动方式和行为策略,完整阐述了典型治理的理论构型过程,勾勒出治理结构的内在轮廓。独特的治理过程激发了典型治理作为非制度化手段的多重效用,在弥补锦标赛理论不足、加速创新扩散和缓解行政惰性等方面功能性显著,但动员式内核由于受政治权威影响较大,当考核体系出现漏洞以及形式主义抬头时,典型治理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治理资源的分配会出现失衡,甚至产生虚假典型和合谋典型等异化表现。最后,共享的科层研究议题搭建了典型治理同其他政府治理机制比较的桥梁,以典型治理为核心的理论谱系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前者基于共性和特性指征的理论分析边界,有利于深化对我国政策执行过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认识。     

生态治理实践中的观念清理与制度治理

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是生态治理实践。生态治理实践中无论是实践主体亦或客体,都有各自不同性质的表现与限制,但是都必须由实践主体来调整、控制并作出不同评价与有效治理。当前中国必须在精神维度上清理四种具有不良影响的观念:一是以牺牲生态追求唯GDP增长论,二是过度消极的渺茫论,三是过度虚发的速胜论,四是忽视主体的自然恢复论;同时,中国也必须在制度维度的三个层面上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一是在国内外乃至全球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二是在我国自然保护区及相关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三是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这一生态治理的重点层面必须从严实施制度治理。     

协同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协同治理是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与选择,是乡村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治理主体信任缺失,导致多元主体协力不足;治理主体职责混乱,引起协作失范;治理信息沟通不畅,致使协商陷入困境;治理制度建设薄弱,造成协同失序等多种问题。因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需要从思想、主体、信息、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协同治理路径,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协同治理现代化。     

数字治理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有利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提升服务效能;有利于推动"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精准施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同时,数字治理也给政府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效能不高,数据治理主体单一、多方协同不足,人才培养滞后、发展瓶颈凸显等现实困境。政府部门需要树牢数字治理思维、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把握数字治理规律、构建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健全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以推动数字中国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原则与善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在推动国家治理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需要明析其发展的原则与方向等问题。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原则包括:实现治理利益的协调、治理关系的优化以及治理力量的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善治",具体体现为三个维度的"善意",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念上强调人民主体、社会公正、权责平衡的价值;在制度安排上主张主体多元、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权力制约的体制;在治理行为上体现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要求。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乡镇法治指标体系初探

新形势下重视对乡镇法治指标体系研究对于推进乡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确定乡镇法治指标体系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准确把握乡镇法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确定乡镇法治指标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当从多个维度来厘定。其中,以主体-行为-程序为视角是内在的单向维度,以理念-制度-技术为视角是外在的多面维度,两者不可或缺,都应当成为确定乡镇法治指标体系的重要维度。     

“嵌入性”自主治理:温州行业自主治理的典型研究

以民间商会为治理载体的温州行业治理被视为中国行业自主治理的典范,这种自主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嵌入性"自主治理,它的嵌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嵌入,二是民间商会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嵌入",三是行业成员对"温州人网络"的嵌入。上述三个维度的嵌入使得温州行业自主治理得以通过信任、互惠、相互监督、内部权威、声誉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实现。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政府与基金会合作治理的过程分析与路径优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政府与基金会在疫情不同阶段的合作治理表明,基金会在合作治理中逐步从被动转变为主动,但又始终融入整体性的社会治理之中,由此确保了合作治理的有序扩展。合作治理取得突出成效,但也存在职责边界比较模糊、联动机制有待加强、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面对新时代政社合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要从主体、路径和目标多个维度对政府与基金会的合作治理进行优化,即在主体维度上强化合作共建,在路径维度上优化合作共治,在目标维度上深化合作共享。     

生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现实抑或乌托邦？——基于对长沙市的实证分析

合作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彰显多元价值观念的融合,以及通过多元主体的互动形成平等协商的共同治理对于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意义重大。通过对长沙市的深入调研,从上级支持、控制状况、沟通状况和交往状况四个方面考察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实践状况及其影响机理,得知目前充分实现合作治理仍处于理想化。通过SEM验证分析,发现上级支持、控制状况、交往状况对合作治理效果具有显著影响,而沟通状况未通过检验。政府部门要加大对社区组织的资源投入、退出微观管理领域、建立多元主体沟通平台,以推进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开展。     

新时代大数据驱动人才治理创新策略研究

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人才治理创新是我国人才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大数据驱动人才治理场景、思维、方式、模式和过程面临以下转变:从样本数据到全量数据,从线性思维到关联思维,从信息管理到数据治理,从经验管理到智能决策。在人才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中,政府需要树立"基于数据"的人才治理理念,完善人才数据网络的互动治理机制,构建"数据+"人才一体化服务模式,实施人才资源的智能化管理。     

论统一战线治理对西方民主治理困境的有效规避

西方民主治理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出现价值认同、社会整合和政治运作上的困境,这很大程度与其民主政治本身的治理结构缺陷不无关系。与此不同的是,由于统一战线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治理特征以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原则,统一战线治理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独到的作用,有效规避了西方民主的治理困境,彰显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官僚体制与普通官员行为:三个治理工具

普通官员日常工作行为构成国家运行的微观基础。与现有文献聚焦主要官员行为不同,本文从组织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官僚体制中蕴含的普通官员行为治理工具。论文首先从现有文献中归纳出中国官僚体制常规和运动两种治理模式共同蕴含的普通官员行为的三个治理工具: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资源约束,然后以公共危机管理为例,提出研究假设,运用针对地方普通官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台风灾害和群体事件两类公共危机的常规和运动两种治理模式中,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资源约束均具有显著的普通官员行为意义。这意味着它们是两种治理模式的共同结构要素,并构成普通官员行为的三个稳定的治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