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视域下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实践路向

本文立足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这一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作为理论逻辑起点,探寻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向。本文认为以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习近平生态治理观所提供的"中国实践",从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的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生态治理系统的推动等方面为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引领,是激发国家生态治理效能的根本之道,因而也将是一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协同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协同治理是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与选择,是乡村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治理主体信任缺失,导致多元主体协力不足;治理主体职责混乱,引起协作失范;治理信息沟通不畅,致使协商陷入困境;治理制度建设薄弱,造成协同失序等多种问题。因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需要从思想、主体、信息、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协同治理路径,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协同治理现代化。     

从多维创新到体系整合：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维度的完善路径

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城市基层社会需要在自主治理、协作治理、引导治理和智慧治理这四种维度上进行创新。为形成完整的治理体系，应准确把握不同维度治理创新间的联系，通过划分主体职责、明确阶段重点、衔接整合维度三个方面逐步推进，进而在治理创新中形成合力，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治理模式

后大众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客观上要求探索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治理模式,实现大学的善治.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治理模式,基于多年的实践探索,对这一课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性模式.该治理模式包含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一是模式所遵循的思想观念基础,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学之道及其文化思想观念系统;二是模式所包含的三个具体操作维度,即旨在削弱大学过度行政化的大部制度、解放教师学术活力的专业核心课程制度和激发学生学术潜力的“十个一”教育养成制度;三是模式所彰显的中国大学未来发展的理想视域,即通过科学治理,大学的行政化和学术化两种矛盾终将获得和解,中国大学将会着眼于开放与共享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本土化和国际化之一体两翼之发展,成为它所属地区人们的精神家园,成为国际化大学社区中的重要成员.     

美丽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回应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步骤,建设美丽中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追求,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目标的一致性,所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进路中必然蕴含着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理性。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目标。因此,在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路径选择中,一要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二要大力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三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网络化治理中治理责任的实现：责任设定与追究

网络化治理所倡导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构建合作网络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为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工具层面的构想。在网络化治理中，合作规范设定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体现了责任的强制性，而道德责任体现了责任的自觉性。治理责任的实现依靠治理网络建构的一系列硬性的制度约束和软性的伦理要求。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问责机制、监控治理绩效以及实施退出制度等措施，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责任。     

多层次治理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

国家治理处于多层次治理的核心地带。多层次治理涉及全球或超国家、地区、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和不同功能的治理。本研究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是什么?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本文在区分多层次治理四种治理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目标-主体-行为"的国家治理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分别从战略目标、治理主体和行为策略三个维度,回答以上研究问题,剖析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内涵。在多层次治理的大格局下,系统探讨中国如何实现国家治理转型的理论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从生态意识、生态制度、生态治理模式、生态科技、生态空间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论协商民主的生态政治治理作用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理论，对推进生态政治治理具有积极作用。协商民主有利于培育生态政治治理主体，为生态政治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实现生态政治善治。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现协商民主与生态政治治理的共同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维探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在内涵上,从治理和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进行分析。在缘由上,是基于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对当前各种问题和挑战的综合考虑。在路径上,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坚定制度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乡镇法治指标体系初探

新形势下重视对乡镇法治指标体系研究对于推进乡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确定乡镇法治指标体系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准确把握乡镇法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确定乡镇法治指标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当从多个维度来厘定。其中,以主体-行为-程序为视角是内在的单向维度,以理念-制度-技术为视角是外在的多面维度,两者不可或缺,都应当成为确定乡镇法治指标体系的重要维度。     

“嵌入性”自主治理:温州行业自主治理的典型研究

以民间商会为治理载体的温州行业治理被视为中国行业自主治理的典范,这种自主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嵌入性"自主治理,它的嵌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嵌入,二是民间商会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嵌入",三是行业成员对"温州人网络"的嵌入。上述三个维度的嵌入使得温州行业自主治理得以通过信任、互惠、相互监督、内部权威、声誉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原则与善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在推动国家治理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需要明析其发展的原则与方向等问题。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原则包括:实现治理利益的协调、治理关系的优化以及治理力量的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善治",具体体现为三个维度的"善意",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念上强调人民主体、社会公正、权责平衡的价值;在制度安排上主张主体多元、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权力制约的体制;在治理行为上体现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要求。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协同治理探析

深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协同治理路径的内在机理,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协同治理应当围绕"谁来协同治理、协同治理什么、如何协同治理、靠什么来协同治理"四个基本问题来谋划,从治理主体培育、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方式创新三个方面系统性构想对策。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邓小平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贡献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被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和党的现代化建设指导理念提出,但倘若将其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则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邓小平在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二是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党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领导保证;三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化、法制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总之,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