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村民自治制度的优化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在实践中将民主贯穿于每一个环节，重在强调全过程，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要求。以此来看，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两个环节恰恰在实践中无法保障民主的充分实现，为此需要嵌入协商民主机制。而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神要义上，它要求在民主实践过程中，不受外界干扰，村民能够积极主动参与村庄治理的全过程，实实在在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此而论，村民自治由于常常受村两委关系、乡村关系以及受村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差等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充分实现村民的当家作主，因此需要用“权责清单”来合理划分乡村关系、两委关系并且用“微自治”机制来提升村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由此才能优化村民自治制度，从而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村民自治中得以彻底执行提供制度保障。     

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助推乡村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通过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公益慈善事业、基层建言献策等方式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意蕴，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助乡兴促共富的重要力量。温州新乡贤工作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的原则，通过“选举+协商”模式彰显出“乡贤型”村干部的鲜明特色，与乡村软治理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相契合，形成丰富的新乡贤助力共同富裕的地方实践经验。由于新乡贤“局外人”身份标签，乡贤组织与村“两委”的职能定位模糊，在共富路上新乡贤作用发挥渠道有限。通过“搭建组织平台—拓展社会资本—长效保障机制”模式，化解新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和体制认同难题，为新乡贤深度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提供实践路径。     

渐进性调适：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基层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形态，既有研究忽略了历史情境与结构性因素对制度的共同型塑作用，无法真正挖掘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从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两个层面对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进行分析，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期以及十八大以来的深化期三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从零星试点到全面推广、自主探索到高位推动、单一国家力量到多元社会主体的总体特征。在这一制度演变过程中，宏观的政治社会环境、民主观念的演变以及多元行动者共同构成了制度的结构性逻辑。多重改革要求的关键节点、创新扩散与绩效驱动造就的路径依赖、制度缺位与错位的历史否决点型塑了制度的历史性变迁。总体而言，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变迁是渐进性调适的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是其制度演进的鲜明特征，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逻辑理路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制度的发展。     

论新时代民族地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基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共同目标，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民主理论的逻辑起点，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设计了“共商国是”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建共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同奋斗”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事务治理各领域“互助合作”的重要制度组成的“四位一体”民主制度体系，有力地将国家、民族、人民熔铸为整体的国民共同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新时代民族地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应立足国家整体的国民共同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贯穿从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到监督的全过程民主实践，最大限度激发各族人民参与到民族事务治理之中，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生动力。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与治理效能研究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是促进协商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通过发展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增强人民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建立平等包容、理性表达的政治参与平台,保证基层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基本实现基层自治,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但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治理效能的提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健全法律法规,明晰协商议事规则,提高人民群众议事能力,激活多元主体活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界定、价值阐释与现实进路——基于农村基层民主视角的考察

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隐喻着民主的规范要求.考察当前的农村基层民主实践,可以发现既有民主形式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观念冲突、政治复杂性和参与不平等等三个层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以人民民主本质形态为基础而形成协商链条、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情境而建立公意机制、以党的领导下的主体间良性互动而构建合作关系等为主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北京市N社区“基层议事共治”机制创新为例

北京市朝阳区N社区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同社区实际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创设出“基层议事共治”机制，形成了议事平台体系化、议事主体多元化、议事主题精准化、议事规程制度化、共治机制灵活化的“五化”格局，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参与和沟通议事渠道。这一机制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先进理念转化为基层民主制度创新，进而在实践中推动基层党建、基层民主、基层治理现代化协同并进，有效破解以往社区治理中面临的诸多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提高了居民的主体意识、成就感、满意度和幸福感。     

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基于甘肃省D区G村的个案分析

乡村治理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意义重大,通过对甘肃省D区G村的个案研究发现,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面临五方面的问题：一是村两委能力建设不足影响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水平,二是县乡公权力运作不规范影响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信度,三是人口社会流动给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带来巨大挑战,四是民主方式变革不足影响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施范围,五是群众民主规范参与不够与民主管理意识下降影响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果。只有加强两委组织建设,规范权力运行方式,推动民主方式变革,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引导群众有序表达,才能推动西部欠发达地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中的民主参与

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重新找回被选举荫蔽的其他政治过程,在选举之外更强调治理,将治理中的民主作为实质性民主的核心。社会治理的实质是民主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运作形式。具体而言,民主治理通过公共服务中的共同生产,推动了更加积极的公民身份的形成以及公民权的建构;在社会治理中,通过协商能够推动个体之间和群体内部的理性沟通,导向共同决策的参与方式,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民主政治永远是“现在进行时”,是一个循环反复、自我完善、生生不息的过程,而广泛的、高质量的、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是民主再生产的“燃料”。     

治理语境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治理模式的分析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未诉先办”治理模式实际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新路。这一模式通过治理端口前移、构建全流程问题流转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全链条”的民主；通过及时公布“未诉先办”实施情况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障公民参与权，由“征求意见”政府主导式表达向“诉求提出”公民主导式表达跨越以保障公民表达权，将群众“三率”纳入考评保障公民监督权，推动实现“全方位”的民主；通过开展“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区域问题综合治理”和“预测问题前瞻治理”，推动实现“全覆盖”的民主。“未诉先办”治理模式通过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和坚持“人民在场”、“协同共生”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秉持“公民诉求是起点亦是终点”的理念，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整体政府建设和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北京样板”。     

探索“331”工作模式 激发人大协商动能

<正>人大协商是各级人大在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与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人民群众开展的协商。近年，博爱县人大常委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坚决落实开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有关要求，创新聚合三方协商主体、规范三个协商环节、抓实一个全链条监督的人大民主协商“331”工作模式，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新路径，使人大协商在维护法律尊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实事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式民主的参与感、体验度。     

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路径的选择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协商民主理论,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复兴或转向。理论界对协商民主概念的理解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民主形态说、政治参与说、公共治理说。协商民主中的"协商"包含着"讨论"和"慎思"两方面含义,并不同于我国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我国协商民主具有协商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协商过程的统一组织性、协商层次的上下联动性等特点,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推进和完善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公开、平等、包含、理性等基本理念和原则,从制度和机制层面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并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民主协商和多数表决相结合、基层民主协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才能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之路。     

协商民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

"协商民主"是"参与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着内在的契合性,表现在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性等方面。发展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因此应该从国家制度、基层政治、社会自治三个层面发展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行路径和制度安排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与代议制民主相比,协商民主更能反映偏好强度,让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它的基因也深嵌在现行政治架构中。以协商民主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就要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完善党内、人大、政协内部的协商民主,加强与外部特别是涉及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的对话协商,以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基层自治能力的强化。同时也要通过搭建博弈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完善法律环境、政府信息公开,为发展协商民主提供配套支持。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治理机制,内在的包含了"合作、互动、公开"等民主治理核心要素。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底层微观设计,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针对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乡政村治共谋化价值困境、精英治村丛林化功能困境以及普通民众原子化交往困境,我们需要从协商民主的现实语境出发进一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以协商民主保障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开性;以协商民主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性;以协商民主增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合作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下公民监督权保护模式研究——基于公民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论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程性、全域性特征要求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作为实现其真实性保障的重要路径。公民监督权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体系的权利基础,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的法治保障。在此意义上,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下公民监督权保障的基本模式是促进公民监督从“工具性托付”迈向“价值性托付”的关键所在。而公民监督权国家保护义务论是突破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实现过程中存在“权威稀释”“制度阙如”和“绩效减损”等法治困局的根本路径。公民监督权兜底性保障制度的形成,促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充分保障模式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推动宪法规范体系性诠释,完善公民监督权保障规则体系,形成耦合联动型权利监督模式是发展公民监督权保护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的核心方向。     

试论人民民主实现形式的发展与创新

我国人民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民主制度体系的建立并不等于人民民主的完全实现。在我国,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等民主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     

后发优势与制度嵌入:“全过程民主”探索中的基层立法联系点

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历经“地方实验”和“制度扩散”阶段,当前进入了“深化拓展”阶段。作为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制度体系中的新成员,其集聚立法资源等制度“后发优势”弥补了既有制度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民主”的重要论述将该制度的意义从立法工作提升到协商民主和基层民主等更高层次,其在这些领域内的探索又将丰富全过程民主的内涵和制度实现形式。     

推进村级议事协商 助力基层民主实践

<正>大力推进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践,既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浙江省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助力“两个先行”在农村有效落实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浙江省以推进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为抓手,以数字赋能为动力,围绕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议事协商的基本原则,议事协商的具体内容、主体、形式、程序、评价和保障机制,以及善用议事协商成效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重点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基层治理中实现社会秩序“动态稳定”的协商民主路径

我国基层社会从1980年之后就已经产生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制度形式: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居民论坛、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议)证会等,他们为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面对当今每年数万起群体事件的爆发,如何运用协商民主的科学方法来化解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动态稳定,为基层政府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更清晰的路径选择,成为社会学者当下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