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的衡平发展功能及其法治构造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最关键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一种回应型法,财税法的社会利益本位性质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控性决定了财税法具有促进社会平衡发展的作用。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的内涵可从税收公平、财政转移支付和创新驱动发展三个维度展开。税收法定、预算公开和创新激励财税政策法治化形塑了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的法治结构。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是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能动回应,统一于促进社会平衡发展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宏伟目标中。     

预算国家:财政法治的理想——源自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预算是国家财政体制的核心,现代预算制度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由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转型,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经验.英国、法国、美国遵从三种不同的路径,均成功实现了由税收法定向预算法定的转变,构建了现代预算法治国家,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美国构建预算国家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参考价值.中国目前正处于税收国家发展的成熟期,迫切需要向预算国家转型,而现实的途径是在财政统一和财政监督交替进行的模式中,加快预算法制建设,建设现代预算制度,完善财政法治体系.     

论我国税收法定的缺失及其实现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税收法定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税法基本原则,其本质在于对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及对国家征税权力之限制。目前,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及税收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折射出税收法定及其基本精神在我国的缺失。因税收法定之缺失而产生的危害,需遵循税收法定之基本精神与要求,从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确立最高立法机关对税收基本制度的专属立法权、规范与监督税收授权立法等方面予以消解,进而实现税收法定。     

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的影响之分析

电子商务与国际税法的相关问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发达国家更是重视对该问题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尝试。电子商务通过作用于税收构成要素、税收管辖权、税收征管等方面对国际税收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法学、经济学的分析论证，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税法存在的漏洞与真空。为了应对电子商务的冲击与挑战，构建我国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收征管模式实属必要。     

我国财政税收的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已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财政税收法律政策,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征农业税,新的《税收减免管理办法》正在执行。私有财产写进了宪法,但财政税收立法制度还很不完善,一方面,我们需要规制政府权力保障纳税人的财产权,另一方面,税收制度如何设立以达到制度成本的最小化,实现最大的经济制度优势是需要技巧和智慧。     

财政法定实质化及其实现进路

财政法定包含税收法定与预算法定两大基本原则。形式意义上的财政法定侧重于解决征税权与支出权的形式规范性问题,但是伴随着公共政策观念的变迁尤其是财政干预主义政策的盛行,税收、预算成为实现某种经济社会功能的工具,其固有的控权特性日益被削弱。在此背景下,应当寻求实质意义的财政法定,在具体税制与预算规则之上,通过财政基本法与预算法的功能分离,从财政收支规模、财政收支结构、财政收支平衡方面建构和完善相关制度,从而实现财政法定实质化。     

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的合法性:困境与重构

近年来的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措施,普遍存在合法性问题。根源在于,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调控之间存在逻辑与现实的悖论,传统税收法定主义逻辑不适宜解释和构建税收调控的合法性。在合法性控制上,财政税与调控税的合法性标准应有所不同。鉴于税收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应对其施以灵活性的合法性机制,一方面是税收调控法定主义,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完善税收授权立法制度;另一方面是建立税收调控决策程序的三方参与机制,拓展税收调控的合法性框架。     

税权平衡论纲

收入制度包括国家财政收入和国民财产收入,二者相生相克,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和统一性。税收是二者的连结点。通过税收制度,国民财产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通过财政支出制度,国家财政收入用之于民,促进国民财产收入的增长。税收法律关系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权利的角度来说,是国家税权和国民税权的关系。财税法的变革应当以人文关怀和对人的终极价值追求为进路,建立以人为本的税权平衡观,即国民税权与国家税权的平衡观,把对国民税权和国家税权平衡互动的研究作为推动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探讨税权入宪、税收法定、税收公平、预算监督机制的建立,探寻中国财税法变革的新路径。     

论以人为本的税收法治观

法治和税收法治思想渊源流长,大多学者是对其内涵的表述来论述法治观和税收法治观。本文通过界定税收法治观,阐释以人为本的税收法治观的内涵,以及对现有税法制度的检视,提出税法制度的完善建议增进以人为本的税收法治观的生成和实现,从而提升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和构建和谐的税收法律关系。     

完善税收规范体系的法律思考

税收规范是调整税收关系的行为规则。理论上,在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国家,税收规范体系与税收法律规范体系应该是吻合的,而实际上,往往存在一些差异。税收规范体系与税收法律规范体系是一种包含关系。可以将税收规范分为税收法律规范和其他税收规范两类。其他税收规范是指规章以外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其内容主要集中在税收程序方面。大量其他税收规范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些税收程序性法律规范在操作过程中需要加以细化。 我国的税收规范体系以税收法律规范为其主要内容。我国《宪法》尚没有明确规定“税收法定主义”,但是《税收征管法》和《立法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税收法定的精神。《征管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财税法思维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和新表述。财税法作为治国安邦之法,与共同富裕目标衔接紧密,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法律领域。财税法通过调整和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政府预算和税收制度,回应和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供道路支撑。新时代财税法思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立足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发展,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法治思维能力并依法拓展财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渐进推动民主、促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建构预算规范、财力协调和区域均衡的财税体制;三是实现分配正义,通过区域、产业和群体之间的财税制度设计和规则安排,促进发展更加平衡更加充分。借助财税法思维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迈向全面小康的步伐。     

浅析税收法定主义的适用范围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收法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它是贯穿税收法律意识、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包括税收行政处罚)、税收司法和税收守法等环节的一条红线,它是指导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包括税收行政处罚)、税收司法和税收守法等广大领域的根本原则,它的适用范围应当涵盖上述全部领域。     

整体观视野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与财税法治的回应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想中蕴含的求同存异、相克相生、追求和谐之美的整体哲学与西方注重清晰差异、非此即彼,寻求原子之真的整体观念迥然不同。它对于解释和解决新时代中国的各种问题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和践行价值。在中国,财政概念的内涵已经扩大,财政的功能已经拓展,财政已经升级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法治建设也将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联。越来多的学者不再囿于将财税法视为宏观调控法的组成部分,开始以更广袤的视野重新检视财税法。因此,在新时代,以整体观来解释和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财税法必然有担当。在整体观视野下完善财税法律制度,应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全面布局财税制度改革着手。此外,面对全球减税浪潮,财税法治改革也需要高度关注全球财税动态并适时调整和回应。     

关于税收法制建设若干问题思考

税收经济制度与税收法律制度是有机的整体,但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实现依法治税,迫切需要完善税收立宪,奠定税收法制根基;健全税法体系,提升税法层次;加快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进程;建立规范有力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推动税收法制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关于税收法制建设若干问题思考

税收经济制度与税收法律制度是有机的整体，但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实现依法治税，迫切需要完善税收立宪，奠定税收法制根基；健全税法体系，提升税法层次；加快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进程；建立规范有力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推动税收法制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财税改革的政策演进及其内含之财税法理论——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要政策文件的分析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的八个重要政策文件为样本,展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央高层是如何高度重视财税改革和财税法治.通过梳理近10年我国财税法学界所提出的“理财治国观”“公共财产法理论”“财政控权理论”“分配正义理论”“税收法定理论”“领域法学理论”等理论主张与中央这些重要政策文件的契合点,进而分析我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政策演进及其内含的这些财税法理论的关联性,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理论联系实际,着力发挥财税法理论对财税改革实践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税收合法性研究

税收合法性不仅事关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而且也事关国家税收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国家税收职能的实现。在探讨合法性概念的基础上 ,对税收合法性的依据、前提、内容与形式进行了研究 ,并对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分析。     

论财政法定原则——一种权力法治化的现代探索

财政法定原则的要求是财政基本事项由法律加以规定,其实质应从财政权法治化的高度加以把握。它兴起于封建国家到民主国家的变迁过程中,最初表现为税收法定,并在夜警国家到社会国家的演进中扩展到预算法定,最终发展为财政法定。为全面展现财政法定的要求,有必要突破现有的就事论事的内容法定范式,从范围法定上构建起"财政宪定——财政体制法定——财政收入法定、财政支出法定、财政监管法定"的三层次体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落实财政法定原则对我国的意义重大。鉴于目前财政权的失范格局,突破口应在做实人大,特别是要明确人大的财政收入立法权、预算监督权和财政收支划分权。未来,应在改革中逐步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并在条件成熟时推动财政法定原则入宪。     

浅谈税收债权债务与公共财政之比较

税收之债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必然要求奉行严格的税收法律主义,而税收法律主义的遵循又提升了税捐义务人的法律地位,使纳税人的权利获得更多的保护.税收之债法律关系的平等性、税收法律主义和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构成了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的基点,而公共财政的背景又强化了税收之债的现实可能性.然而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有着其固然的缺陷,不能圆满地解释公共财政理论.     

税收法定视域中的地方税收立法权

税收法定直接决定着税收立法权的性质与归属，统领着税收立法权的配置体系，并演绎着三对最基本的宪法关系。地方立法无权涉足税收问题不仅是我国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法制传统，也符合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单一制的思维定式。央地财政关系的失衡表明，仅仅让地方分享一定的税收收益，难以适应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改革需求。赋予地方相应的税收立法权，使其拥有相对完整的税权，是破解地方财政困难、合理建构央地财政关系的现实考量，同时也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只有对《立法法》上的税收法定条款做适度的修正并使税收法定回归其本来意义，才能在规范层面上为地方税收立法权开辟生存空间。在证成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同时，还需特别强调对其的监督与制约，这或许可以成为激活我国宪法实施监督制度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