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观视野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与财税法治的回应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想中蕴含的求同存异、相克相生、追求和谐之美的整体哲学与西方注重清晰差异、非此即彼,寻求原子之真的整体观念迥然不同。它对于解释和解决新时代中国的各种问题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和践行价值。在中国,财政概念的内涵已经扩大,财政的功能已经拓展,财政已经升级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法治建设也将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联。越来多的学者不再囿于将财税法视为宏观调控法的组成部分,开始以更广袤的视野重新检视财税法。因此,在新时代,以整体观来解释和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财税法必然有担当。在整体观视野下完善财税法律制度,应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全面布局财税制度改革着手。此外,面对全球减税浪潮,财税法治改革也需要高度关注全球财税动态并适时调整和回应。     

财税法社会控制功能分析范式与制度构建

财税法功能是财政功能的外在表现,财税法功能定位直接影响财税法的条款设置。财政被定位为治国理政基础和重要支柱之后,国内经济学和法学学者开始重视财税功能的研究。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法学视角分析,社会控制、社会保护和社会提高都应是财税法社会治理功能的三个方面。根据米格代尔的社会控制强弱标准,财税法社会控制功能体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服从、参与及合法性认可,典型地表现为税收遵从、参与式预算和税收法定。我国若提升财税法的社会控制功能,毫无例外地应从这三个方面入手。依据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等来修订税收法律制度,提升我国税收遵从度;依据协商民主理论完善预算制度,逐步推进参与式预算;依据社会契约论构建税收法律保留制度,严格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财税法的衡平发展功能及其法治构造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最关键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一种回应型法,财税法的社会利益本位性质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控性决定了财税法具有促进社会平衡发展的作用。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的内涵可从税收公平、财政转移支付和创新驱动发展三个维度展开。税收法定、预算公开和创新激励财税政策法治化形塑了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的法治结构。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是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能动回应,统一于促进社会平衡发展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宏伟目标中。     

财税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担当

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强调财税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历史担当。财税法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定位,而财税法的变革又往往成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先声与推手。相较于其他改革路径,财税法治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共识最大、阻力最小、最容易操作的优选路径。在民主法治精神下,财税法强调公共财产、理财治国、财政控权、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观念。财税体制改革是推进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和"牛鼻子",是理顺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要抓手。目前,设税权回归全国人大与预算权合理配置是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两大焦点问题。     

后土地财政时期减支增收的财税法律规制

后土地财政时期出现的财税现实困境暴露出过往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究其根源,无疑是现存财税制度的供给无法有效应对后土地财政时期的预期。面对财税领域特别是地方财政增量减少的窘况,并不能一味以外延式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方式来解决。应以财税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转变“全能政府”的传统观念,运用财税衡平理念和理论,强化内涵式减支增收财税法制供给与实施保障。只有矫正过往稀缺财税资源粗放使用的痼疾,使财税资源集约化配置,才能产生有效率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功效。应通过财税衡平法律机制的纠偏,优化财富分配的社会实质公平效能,最终实现新时代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目标。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数据与“雪亮工程”机遇、挑战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思路和要求。强调指出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体制,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研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规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发展和创新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论财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公共财产法语境下的治理逻辑

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法治框架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共财产和改革发展成果为全体国民共享.现代财政制度的治理逻辑,在外部特征上体现为公共性,在推动方式上体现为建设性,在权力运行上体现为法治性,在实质内涵上体现为民生性.现代财政制度自身之正当性的证成依据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法治治理,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即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之正当性的形塑核心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程序规范.在预算层面,公共财产的支配应法治规范、公开透明,并渐进实现财政民主;在税制层面,公共财产的取得应严格法定,并合理承担妥适的经济社会功能;在政府间财政关系层面,公共财产的权属应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厘清,并适时推动财政收支划分立法.在公共财产法语境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促成我国财政治理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演进,从单一的经济发展目标向综合的社会公平目标扩展,从公共财政的制度建构向公共财产的法治规范转型.     

财政管理责任重 深化改革要双效——河北省廊坊市财政局抓改革促加强财政管理和廉政建设的做法

廊坊市地处京津两地之间，有较强的区位优势，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廊坊市财政局作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社会财力的综合部门，在经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１９９８年以来，该局把深化财政制度改革与党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共同推进，不仅使财政运行机制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从政行为，受到群众好评。去年，该局被评为全省人民满意公务员先进集体、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单位。改革预算管理规范理财行为针对过去长期实行的预算管理方法…     

预算制度改革的宪法基调

预算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往往是现实中的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普通法律逐步制定和完善的结果。我国的预算改革正在进行,但主要的理论研究集中在财政理论和财税法理论领域,宪法的规范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与宪法本身的规范内容过少有关,也与人们对于宪法规范效力的认识不足有关。预算改革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因为对收入与支出的控制最终会从...     

预算法治的三维建构:观念、原则和机制——兼论新《预算法》的突破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新《预算法》体现出由“管理法”向“控权法”的转变,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公共财产有效治理.在新的观念指引下,新《预算法》较好地体现出规范原则、全面原则和透明原则.在具体制度方面,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预算过程控制、预算法律责任等机制的设计,支撑这三大原则的有效达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对改革和法治提出总体部署,预算法治实践应当自觉贯彻“法治改革观”,进而以预算法作为突破口,追求现代财政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现代财政制度的法学审思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是建立健全现代国家治理机制、实现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传统财政制度重国家本位轻人民本位、重管理轻治理、重结果导向轻过程导向.而现代财政制度具有法治性、回应性、均衡性和公共性的品格,彰显对公共财产权的规范,进而实现对公共财产、私人财产的双重保障;其法律构造内含宪法规范、公共财产规范、分配规范和宏观调控规范四个维度.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应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现阶段应将改进预算制度、完善税收立法和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分权模式作为三大抓手.     

财政政策与财政法

近年来,在我国财政领域,财政政策增长很快,但财政法律却没有相应地增长。财政政策的增长可以从权利增长、风险社会等角度得到解释,但财政立法的停滞只能从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经典计划经济体制的家长制等方面进行解释。财政领域＂政策繁多而法律稀缺＂的弊端是很多的,它不但导致了政策的效力递减甚至失效,解决不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人们法律意识和价值观的扭曲。因此,加强、加快财政立法,哪怕是先出台不完善、不成熟的财政立法,也胜于财政立法的缺位。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进行财政权的分权和制衡,是我国财政法治建设的根本出路。     

财政法视角下的公共财政界定

公共财政由于具有积极分配财政资源的特殊属性,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我国总体经济方式的调整,财政实践中已基本形成公共财政的思路与目标,财政方式也已随之发生改变,财政干预的活动方式也发生改变。财政法作为主要调整公共财政关系的法律,对保障公共财政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财政法理论的特殊性,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或借用经济学上的一般分析,财政法视角下的公共财政的界定是财政法首要的问题。财政法理论需要尽快或更多注意公共财政的建设目标与进程,并作为财政法基础理论建构的内容。     

联合国财政改革的国际法分析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持续受到财政紧缺的困扰,财政问题尤其是会员国拖欠会费问题,制约着联合国的正常运转和联合国改革的全局。联合国组织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缺乏强有力的欠费制裁机制,是联合国财政改革的内在需求。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开源节流,节约开支、精简预算并寻求可行的新财政来源,辅之以有效的欠费执行机制。以国际法为基础,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中推进联合国财政改革,是当前国际社会共同的目标。     

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破局之路——困境与路径之审思

环顾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财税法治建设是新时期改革进路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创新局面的有效关口。面对着此群体利益与彼群体利益、稳定性与变革性、代议制民主与行政高效率等多重矛盾,难免使我们对前路进行再度审思。要突破僵局,亟需从摆正财税法的性质定位、调整立法主体的结构、加快立法或修法的进度、理顺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等角度切入,通过整体、全面的路径构建,强化全国人大的税收同意权和预算审批权,进而达致财税法律体系完善、法治观念融贯、法权配置协调的"良法善治"目标。     

欧盟核安全立法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欧盟一直重视核安全立法,《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缔造了欧盟成员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框架,它在一个集中的监控系统下保证了欧盟核能的供应安全。欧盟在2011年3月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加快推进核安全方面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进程,尤其在放射性废物和核废料安全、辐射防护基本安全方面都采取了最新的立法措施,确保欧盟核能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正常发展。我国应借鉴欧盟经验,坚持国际核安全标准,加强核废料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立法,建立较为完善的核安全法律框架。     

行为的异质性对税法规制的影响及其缓释思路——一种“能力——行为”的分析范式

税法上的"行为"范畴存在高度的异质性,建构统一的"财税行为"概念较为困难。税法领域,不同主体从事的行为性质各异又相互依存,均产生法效果,并需要接受税法的评价和规范;即便是形式上相同的税法主体,由于能力等因素的差异,外在的行为同样呈现突出的异质性。两个层面的异质性对于税法功能的发挥均产生一定影响,须于制度设计时有的放矢、妥为回应。在完善个人所得税制、藉此发挥分配规制的功能时,即应重视税法上行为的异质性,将纳税人的博弈行为纳入决策依据;区分博弈行为的不同层类,循"能力——行为"逻辑脉络辨证施治;同时关注纳税人之间因能力差异引致的行为分殊,在改进征税模式等核心税制时,俱应强调理论和实践的融通。     

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反垄断法制建设新问题

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把文化产业市场化发展的有关问题推到了法学研究的前沿,特别是对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竞争法提出了新的课题。文化产业有区别于其他一般经济领域的特殊性,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和法律实践表明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经营必须依靠竞争法调整和保障。发展文化产业给反垄断法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正在制定中的我国反垄断法应就与文化产业发展有关的竞争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为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和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2001年婚姻法增补内容研究综述

我国于2001年修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我国自建国后第二次修改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增补的内容有深刻的立法背景及原因。但尚存争议,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不断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