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人民事能力的目的限制

法人目的限制是法人民事能力的具体表现,对其性质的不同回答,决定了法律不同的价值选择,是注重对法人设立人的利益保护,还是对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的保护。权利能力限制说不利于法人责任和第三人利益的保护,行为能力限制说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便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论我国宪法权利限制法律保留原则的完善

为了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就必须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但限制权利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或保护权利,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其宪法中建立了法律保留原则,作为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要求。但我国宪法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还存在着问题,使得我国现行宪法对一些基本权利的限制已超出了度的边界,使公民理应享有的许多基本权利形同虚设。有鉴于此,应从宪法权利限制的内容、模式和条文等方面来完善我国法律保留原则。     

论我国宪法权利限制法律保留原则的完善

为了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就必须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但限制权利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或保护权利。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其宪法中建立了法律保留原则,作为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要求。但我国宪法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还存在着问题,使得我国现行宪法对一些基本权利的限制已超出了度的边界,使公民理应享有的许多基本权利形同虚设。有鉴于此,应从宪法权利限制的内容、模式和条文等方面来完善我国法律保留原则。     

论目的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目的解释是用探求目的的方法厘清冲突法律的关系,或者填补法律的漏洞。针对目的解释,存在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其主观性太大,容易导致法官过度能动,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有的学者则从目的解释的积极意义出发,全力维护目的解释。尽管各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总的原则都是在维护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不允许解释者独断专行,将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进行裁判。但是,作为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的目的解释,尽管其探求的目的标榜是客观的,而不是法官个人的恣意,我们也不能、也不应该将目的解释的探究对象仅仅指向客观的目的。实际上,目的解释的主客观性就表现在其探究的对象(目的)的性质,而这个对象(目的)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     

犯罪诱因探微

已成立的法律要获得普遍的服从,首要的一点就是法律规范必须明确、具体和完备。同时对犯罪最具约束力的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要性,它需要辅之以相应的社会配套机制,切实减少对社会成员不合理的限制,结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平等、自由发展的空间,最大限度地降低个体对抗社会和犯罪的可能性。     

论刑事法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方方面面,法治现代化只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一个要素.刑事法治又是法治落实到刑事法律领域内的一种具体状态,它是法治木桶里的最短木板,也是最低限度的法治标准,我国法治现代化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刑事法治现代化.现代化的刑事法治不应是法律精英之治,而应是社会大众自治,其真谛是保障人权,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以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刑事法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就是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罚的执行三个环节上如何运用社会大众的理念来更科学、更合理的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人民权利.     

审美——通达自由之路

审美是伴随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的一种价值活动。自由是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追求,人类只有通过审美活动才能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境界的自由,审美是达到自由的必经之路。     

社会转型期的警察权配置研究

一个社会的警察权配置是由这个社会在进行社会控制时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即公共秩序价值和个人自由价值的选择。秩序和自由不仅是一种对立关系,还应当是一种动态平衡下的统一关系。在社会转型期,秩序和自由的冲突更加剧烈,因而两者平衡和统一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选择并采取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自由的秩序维护方式,使公民自由受到最小的限制;在维护自由价值时,必须为公权力保留最起码的能够有效维护和控制秩序的权力。社会转型对警察权配置提出了总体上的要求：应当对警察权加以控制,而不是简单地削减警察权的行使范围。其具体实施方式是：应当以维护秩序的最低需要为标准调整警察权力的范围,以自由价值的满足为出发点控制警察权。但是,为使警察权得以良好、有效地运行,因而当前应当注重警察权威的塑造。     

评析《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

2015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以最大化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其目的。然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最大化实有赖于立法对其最合理或者最低程度的限制。以此为视角,评析上述原则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在选法范围以及效力上限制的规定,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上述原则规定合理和进步以及仍存在的缺陷的地方,从而能够为我国在未来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立法上的完善提供借鉴。     

董事责任强制保险之强制性与合宪性

虽然董事责任强制保险限制了订立、变更以及解除合同的自由,并直接影响到股东对其财产的自由处分权,但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在形式之正当性上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在手段上遵循了比例原则,因而具有相应的合宪性。     

新形势下公民迁徙自由的保护及现实路径

在国际社会和各国宪法中,迁徙自由一直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1982年宪法没有恢复1975年宪法删除的公民迁徙自由条款,我国公民迁徙自由经历了肯定——否定——松动的过程,迁徙自由条款的发展变化是和社会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下,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成为越来越紧迫的要求。恢复迁徙自由在宪法中的地位,废除户籍登记条例,制定新的户籍法,为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     

美国成年人监护法的改革及对我国未来民法典之借鉴意义

改革前的美国成年人监护法,侧重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社会利益.设置监护后,行为能力被全面剥夺或受限成为当然结果.自六十年代起,美国的学者们对成年人监护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改革后的成年人监护法即是这种一流智慧的积淀.在认定欠缺能力需要设置监护后对欠缺能力者的行为能力范围进行预先宣告,力图做到宣告的行为能力与被宣告者实际的行为能力相一致.从"全面监护"到"有限监护"可以用来描述美国改革所取得之成果.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作为近代民法过渡到现代民法之本质表现,也可以用来描述美国改革所取得之成果.美国改革的上述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规制堕胎行为的考量

堕胎的问题,无论是医学伦理学还是生命伦理学抑或在法学领域内已早有讨论,但对胎儿是否为"人"或"位格之属性"尚未有定论。再者,就胎儿和孕妇关系而言,从"位格"特性之实体性、关系性、目的性分析了作为合二为一的"独立性实体"与"关系性实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关系实体"的胎儿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坚持国家利益的立场,限制堕胎行为,对自由堕胎行为进行了规制,但也存在例外情形;美国堕胎案中,最高法院在韦德案秉持的是一种自由主义,堕胎是孕妇的一项宪法所保护的隐私权,而在凯瑟案中最高法院采取了限制堕胎自由,国家为了保护潜在的生命,可以限制堕胎。自此,堕胎自由式微,国家对胎儿有保护义务。     

德国吕特案判决五十年来的社会影响

1958年1月15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吕特案做出的判决，曾经引起德国社会极大的关注。长期以来，该判决确立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包括宪法的适用效力可对私法产生间接的辐射效应、客观价值秩序可作为基本权利与私法益发生冲突时的衡量标准、表达自由在基本权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等等，已经成为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共识。50年后的今天，德国法学家对这一判决的历史价值仍表现出持续关注，并做出更为系统的评价。吕特案判决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普遍适用于战后西方国家的用于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范式。     

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为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并充分发挥法益限制处罚的机能，在已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还应将之具体化。在民法编纂背景下，基于刑民一体化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结合《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信息自决权。分析欧美两大模式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源头，个人信息的使用体现出信息主体的意志力，具有赋权效果，以信息自决权作为该罪法益可突出个人信息权在理论源头上与人的尊严和自由密切相关性。基于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的理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也不是等同于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而是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即个人信息自决权；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正是对刑法一般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丰富和发展，并能充分发挥刑法保护公民自由等个人法益之机能。信息自决权司法实践中具有甄别值得处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机能。     

我国户籍制度的法理分析与平等权宪政保护机制构建

我国户籍制度已日显其弊病,它侵害公民的人格尊严,违背平等、自由、公正的宪法理念,应当站在宪政的高度对其进行改革：还原户籍的原初功能,消除制度性歧视,完善宪法对平等权利体系的规定,承认平等权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对立法者有拘束力,建立宪政审查机制,从而体现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终极关怀,使立法更趋公平,使社会更加公正。     

非犯罪化的正当化根据研究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一套解决个人、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自由主义是非犯罪化的思想渊源,其在刑事政策领域具体化为法益保护主义和刑法谦抑主义,指导、制约着非犯罪化的理论和实践。探讨非犯罪化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看我国有期徒刑上限的提高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有期徒刑上限提高，这一修改意见的提出具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它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的冲突与矛盾，也顺应了世界各国通过提高自由刑上限从而废除死刑的趋势，更是从我国目前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的实际出发而提出来的。不过，刑法草案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年限提高到25年还是比较低，应将其提高到三十年。此外，为适应有期徒刑上限提高的现实需求，还应当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等制度。     

论遗嘱特留份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特留份制度的设立,从表层上看,是对遗嘱自由制度的一种限制,但从深层次来说,它却是自然法衡平、公正理念在继承法中的体现。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缘由,当然这种对遗嘱绝对自由的限制体现为一种进步的思想,但是,在将这一制度引入我国继承法时,应当慎加考虑。     

试论经济法的价值——从三维视角的再审视

价值是法律科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将经济法的价值与一般意义的法以及邻近法律部门,主要是民法和行政法的价值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论证以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和谐为其独特价值取向的经济法具有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和独特的存在价值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