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大学:价值、困境、路径

研究学问,传播与创新知识,服务社会乃大学之使命。法治大学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旨在通过法制的建构保障大学使命的实现。大学使命赋予大学学术自由,而大学自治乃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法治对大学使命之保障首先体现于宪法保障学术自由,其基点是作为学术自由制度保障的大学自治。基于此,法治大学诉求的制度安排,在宏观上为大学外部法律制度建构,这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三种力量间的关系,具体在于调整大学与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在微观上表现于大学内部的法律制度构建,这涉及大学内部成员间的权利保障,以及大学内部的运作。因此,法治大学是一种外在法律制度与内在自治制度之整合治理形态。     

论中国法律信仰的培养

法律信仰是源于美国学者伯尔曼的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国随着法治社会的进步,法律信仰也被很多学者逐渐重视,于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法律信仰。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却不被信仰,这与我们内心世界中对法律必须被信仰又不时发生着冲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法律信仰危机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法治社会,法律信仰的培养有它的必然意义。     

加强社会法治建设“一流法治城市”

社会法治是当前深圳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是深圳全面深化法治、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固本之举和必然要求。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把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方面;健全法律体系,以法律平衡社会利益,有效保护公民各项权益;着力构建多元共治的法律框架,依法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加快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夯实社会法治基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和依法监管社会组织,促进社会依法自治;加强网络治理,依法管理虚拟社会。     

司法正当性及其建构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法治建设至关重要的内容。欲提高司法公信力,需要加强司法正当性建构。这不仅是因为司法是法律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因为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司法机关担负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特别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中国法治     

论加强我军法治文化建设的内涵与途径

军队法治文化是法律制度、法治精神在一支军队实施的程度和官兵对法律信仰水平的总和。随着军队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使命任务的全面拓展、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加强我军法治文化建设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一、充分认清我军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加强我军法治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法治的路径选择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引导作用,有利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促进社会变革和进步,但它极易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而阻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秩序。现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因素缺失,主要表现为网络法律规范不健全;行政法治机制不具体,网络对话法律机制不足,网络预警法律机制空缺,行政执法协调机制滞后;司法追究机制不明确。应该建立健全网络群体性事件法治的合理路径,确立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构建法律治理的制度体系;健全行政法治机制,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加强行政问责,完善执法协调程序,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推动司法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增强网络司法公信力。     

社区法治专员:社区治理法治化的理性认知与制度创新——以上海市杨浦区“社区法治专员”制度设想为样本

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指社区治理中法治思维的培养和法治方式的运用。自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委员会组织法》之后,我国社区治理的法治能力、法治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出台了诸多关于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开创了各具特色的社区法律服务机制,居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普遍提升。但是,社区法治建设中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和缺陷,如现有法律服务机制与现实法律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社区法律体系与社区法治能力方面存在不足。为了克服社区法治建设中的问题,适应社区法治化建设的新趋势,杨浦区率先进行了"社区法治专员"的制度探索,为我国社区法治化建设在立法、普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路径探索方面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我国高校内部法治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使法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选择。依法治校成为法治这一制度文明在高校治理中的具体体现。高校的治理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方面。高校内部法治是高校缘法而治的过程和状态。和其他领域的法治一样,我国高校内部法治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面临诸多困境,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外部法律法规、内部规章制度,增强各主体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更加重视程序正义的追求来实现高校的内部法治。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法的产生及发展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可见法律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和重要依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哲学依据。立足于我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环境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研究总结法的时代产生和发展规律,并以此来探求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等方面的意义,希望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积极的理论认知。     

论身份在法律中的作用

梅因曾说过一句话,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现实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而我国现行法律中随处可见的身份因素足以混淆视听,让人产生疑惑。那么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怎样处置身份才不背离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初衷呢？正视身份的客观差异;不断完善具有身份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升法律从业人员对身份国家的认识;让普世价值、共识摒弃身份特权。     

法治视野下“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构建

新形势下,法治视野下的"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着力构建"多元治理、共建共享模式"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平潭综合实验区独特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使命的重要途径。立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重要机遇,突破现有的制度空间,建立行政区域自治制度,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实施地方自治,是构建法治视野下"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的根本出路。     

论法治理性及其功能

法治理性是"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合规律、合目的、合真理,构成法治理性质的规定性和现实价值。法治理性的基本要义重在五个方面:一是宪法、法律至上。宪法和法律必须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绝对权威。二是以法治替代人治。法治永远优于人治。在公正的法治社会,法律不是工具而是"法之统治"。三是以人民权利制约政治权力。人民是法治的主体,政治权力则为法治的客体,它必须接受体现人民公意的法的统治和约束。四是以契约自由驱逐天然自由。以规则取代无序,以简约取代复杂,以理性约束行为。五是以法治文化建构公平正义。全社会信仰法治、推进司法正义、法治成为公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指向。     

法治、国家与治理能力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能力。在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还是作为宪法的规范内容,法治国家都已经获得明确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地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界定,其一是在多元社会中法律权威与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其他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一方面须梳理澄清法治之基本要素,避免法治观念之混乱模糊,以形成更为具体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为避免法治流于空洞,则须从制度机制上保障法治治理能力的落实。     

论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治理文化

从"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治理",是新时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内,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规范的治理准则,以崇尚法治、协商合作为沟通的治理理念,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为有限的治理范围,以运作透明、信息公开为开放的治理范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构建政府治理文化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而言,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建设法治政府的支撑力,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通过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健全协商沟通机制,支持发展社会组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全面构建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促进和保障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     

论刑法明确性原则的价值蕴涵和现代意义

刑法明确性原则是资产阶级在刑法领域里反对专制社会罪刑擅断主义所取得的一项划时代的进步成果,目前已被世界各国的刑事法典普遍加以确认。作为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深层次体现,它符合建立现代民主和法治社会的要求,有助于保障人权、健全法治,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在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对该原则的法律价值和社会意义进行界定和归整,对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能力

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转型的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法治思维引领决策、调整社会关系,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虽然法律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但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要求,执政者应该高度重视法律能力和法治能力的提升,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善于把党和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程序转变成国家意志,不断提升制度的实施能力。依法执政的法治能力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多种能力形态,但目前来看,无论是立法能力,还是执法、司法能力,都存在不少的短板。对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方法开启"法智",在重视逻辑、锻造法律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能力。     

论中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刑法修改完善角度为切入点

人权状况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志。人权的刑法保障是人权之最有力的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法制文明的高速发展,中国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刑法理念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树立"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迫切需要。在法治社会,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刑法的灵魂与使命。由于刑法具有保护公民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行为制裁的特殊严厉性,探讨刑法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基本人权和人权保障是刑事法治理念的基础性要求,是当代刑法机能所蕴涵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

道德治理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法治社会中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等方面来论证这一命题,使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结合获得现实可行的操作性,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道德治理的重要作用。     

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两种理解考辨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在学术界有否定性意见,问题的产生与源自苏联并影响中国的两种理论解读相关。一个是帕舒卡尼斯囿于“商品交换法学”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法的消亡原理,而否认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法律虚无主义;一个是维辛斯基强调法的阶级性而偏于意志论的法律工具主义。前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趋于人治和以政代法,后者导致对法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其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最根本之点在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强调法律源于人类生产活动,并以其对生产力发展的正负面影响而使社会进步或倒退。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直在场,有必要从意义域角度总结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的得失。     

困境与超越:信仰法律是人们的理性选择

在当前中国语境下,信仰法律乃是人们的理性选择。这样的判断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法律体系的完备不等于法治,官方自上而下的推动也并不必然会实现法治,只有对法律真诚的信仰才能赋予法律至上的权威。二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信仰困境。这是导致主体失范、社会失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在一个以法治为目标的社会里,信仰法律便既具有应然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三是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具有鲜明的特征,其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文明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