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治:国家治理的双翼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国家和社会必须坚守的核心政治价值,是国家治理的双翼。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治理形式,法治则是现代国家的治理规则,民主与法治在和谐中共生,又在冲突中均衡。对中国而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治是社会主义的保障,因此,在国家治理中应正确把握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把民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建构"法治民主",推动国家走向善治。     

论法治理性及其功能

法治理性是"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合规律、合目的、合真理,构成法治理性质的规定性和现实价值。法治理性的基本要义重在五个方面:一是宪法、法律至上。宪法和法律必须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绝对权威。二是以法治替代人治。法治永远优于人治。在公正的法治社会,法律不是工具而是"法之统治"。三是以人民权利制约政治权力。人民是法治的主体,政治权力则为法治的客体,它必须接受体现人民公意的法的统治和约束。四是以契约自由驱逐天然自由。以规则取代无序,以简约取代复杂,以理性约束行为。五是以法治文化建构公平正义。全社会信仰法治、推进司法正义、法治成为公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指向。     

元治理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耦合逻辑及实现理路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须依托于科学的理论参照,既要重视借鉴其以往相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也要注重其本土化的治理实际。元治理既凸显了公民社会与政治权力之间互动的"多样性",更注重国家在治理中的元作用及组织间对话,试图在国家化和自由化之间寻求社会可接受的有限理性治理策略。元治理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耦合性,可以从构建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营造以法治为引导的多中心良性互动治理结构、建设以治理信任增量为基础的治理主体间学习网络等方面入手,来探索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理路。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方立法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地方立法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地方立法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个中间环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政治属性,有助于处理好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与发挥地方立法的创造性、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法律属性,有助于强化地方立法的法理基础与法治意识。兼顾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地方立法,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论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中的公共服务性——兼论马克思主义实践法理学的时代性

在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中,法治是政治社会整体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进步与发展是一项有使命的事业,法治服务治理乃应有之义。法治建设不仅只是披露和表述时代的法律,还要和国家制度使命相一致,服务于社会进步和发展。法治的公共服务性更加易于建立起人民对社会法治治理和司法正义的公信。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法治建设的政治价值

法治建设对于当下中国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坚持法律至上、宪法至上、人民主权;党对权力的行使要严格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制;党代表人民利益而形成的意志要通过制订法律来实现。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法治建设对于中国来说是现代国家建构的起点,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切入点,更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点。     

虚构的正义——国家治理转型中的法律感知

政治以正义为旨归,正义的实现可以感知。实现正义的过程伴随着国家治理从德治向法治的转向。与强调义务的德治不同,法治建立在权利之上,国家通过严密的法律体系实现公民的权利平等。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也面临着艰难的多重转型,这种转型体现既体现为从等级政治走向平民政治,也体现为从政治控制转向法律平衡。在转型治理的过程中,其实存在两种法律及其表现形式:作为秩序的、表现为依法管制的法律,作为自由的、表现为依法抗争的法律。因此在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法律被用以明确现代治理中的责任和程序;在权利实现的过程中,正是具体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使人们感知法律及其背后的正义,从而激发自觉的法律信仰。     

法治视域下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法治内容与法治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国未来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方向。各国实践证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同样,法治也是我国现代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石。但是,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全局性与战略性。我国构建法治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路径是:坚持党的领导;以民为本;依法规范政府的行为;正确理解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健全法律体系;强化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制度配合。     

法治中国与公民培育

现代法治之成功依赖公民之政治成熟,而适格公民之造就亦是法治之结果。中国法治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公民直接相关,例如公民普遍违法,公民对违法行为普遍保持沉默,公民对立法与法律实施影响较弱等等。而法治中国之推进离不开适格公民之参与。因此,亟需对公民进行培育,具体方案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在中小学阶段加强公民教育以提升其素质,二是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以提高公民政治实践能力。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内部规程与法律 衔接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国家历史背景、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以及在人民行动党长期厉行法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魄力,共同造就了一种以低腐败率为突出特点的新加坡政党法治治理范式。人民行动党遵循的是将党的宗旨与具体规程融入宪法法律,以不断加强执政党主导立法保证党的主张与国家法律呈现高度统一、以政党自律保障规法衔接的模式,其闪光点在于:党在内部规程与国家法律之间设有明显的界限,采取党纪国法各自分工配合却又相互辅助的衔接机制,党的自律对于党规国法衔接也起到保障作用。当然,人民行动党党内规程与国家法律也会出现龃龉,但不变的是国家厉行法治的根本原则。党规与国法衔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建设中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基于人民行动党模式的利弊分析,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以党领导立法实现党的精神与国家法律相契合;加强国家监察规范依据的体系化建设;以法律作为国家规范体系的重心;坚决维护法律权威;加强执政党在立法立规之初对于二者协调性的严格审查。     

良法和善治:法治视域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国家和国家治理具有共生性、同构性与统一性,"良法"与"善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在价值上,法治价值孕育和涵养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在制度上,法治体系培植和型构国家治理体系;在过程中,法治能力培育和塑造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在效能上,法治建设的成效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法治价值导引法治体系,法治体系规制法治过程,法治过程建构法治国家,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

道德治理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法治社会中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等方面来论证这一命题,使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结合获得现实可行的操作性,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道德治理的重要作用。     

国家治理视域下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三维论析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内法规制度是党内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新时代以来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党理念和实践在政治、法治与文化三个维度上的现代性进步。政治维度上,廓清了以制度治党通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机理;法治维度上,昭示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要义;文化维度上,蕴含了"民本""德治""礼序"等传统思想融入现代"党规之治"的文化历史逻辑。三个维度间平衡、协调与统一的"三位一体"关系,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一步努力的目标方向,也是在此过程中处理党内法规体系解决诸多现实问题的价值尺度。     

建构公共性:县政治理现代化的一项主题——评《县政治理:权威、资源、秩序》

<正>《县政治理:权威、资源、秩序》是周庆智研究员的一部新著,他在这部专著中,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视角,依据历史脉络,详尽论述了中国县政治理的变迁逻辑、现实困局和未来发展方向。根据周庆智的历史考察,自清末到民国以至新中国的县政治理现代化一直致力于建构两大功能:一是(经济方面)财税汲取能力;二是(政治方面)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这两大功能决定了中国县政治理的权威结构、职能分化以及社会整合原则和治理方式。然而,时至今日,主导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法的产生及发展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可见法律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和重要依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哲学依据。立足于我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环境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研究总结法的时代产生和发展规律,并以此来探求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等方面的意义,希望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积极的理论认知。     

依法行政对于依法治国的意义

一、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的本质,是确立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是运用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并从制度上保证“法治”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律的实施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任务,尤其是行政机关,大量的法律、法规,包括经济方面的以及和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许多法律、法规,都要靠行政机关去实施、去落实。因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论法治大学:价值、困境、路径

研究学问,传播与创新知识,服务社会乃大学之使命。法治大学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旨在通过法制的建构保障大学使命的实现。大学使命赋予大学学术自由,而大学自治乃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法治对大学使命之保障首先体现于宪法保障学术自由,其基点是作为学术自由制度保障的大学自治。基于此,法治大学诉求的制度安排,在宏观上为大学外部法律制度建构,这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三种力量间的关系,具体在于调整大学与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在微观上表现于大学内部的法律制度构建,这涉及大学内部成员间的权利保障,以及大学内部的运作。因此,法治大学是一种外在法律制度与内在自治制度之整合治理形态。     

行动与言说:对社会治理的政治哲学分析

阿伦特将社会治理活动分为行动与言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由此来看,在雅典政治中,行动与言说已经发生了功能性分化,但行动者与言说者仍然合于公民一体。在中国古代的士人政治中,行动与言说在君主与士人之间发生了实体性的分化,使君主与士人分掌了社会治理的行动权与话语权。在现代政治中,行动权由国家所独占,话语权则由国家与社会分享,社会主要是通过言说参与公共生活的。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宣告了行动者的归来,也宣告了现代社会治理所独有的"行动—言说"结构的破产。当前的治理重建须以行动权的分享为方向,让社会与国家成为共享了行动权与话语权的平等治理主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合作的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