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复合制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当前,"三社联动"面临着政社关系没有理顺、联动工作体系不健全、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实践证明,社区联合党建对破解"三社联动"治理机制的瓶颈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治理复合制结构,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关系,增强党的执政与服务功能,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共理性的培育。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优化“三社联动”机制问题探讨

在新常态背景下,服务型政府建设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要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建设一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服务型政府。"三社联动"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处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系统中,其作用之发挥,除了重视自身系统的联动外,还不能忽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之间的关系。文章从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出发,探寻"三社联动"与服务型政府间的内在关系,分析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服务型政府价值理念为指导,提出了改进优化"三社联动"机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     

“三社协同”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以“项目”为纽带的协同实践

提供更优质的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发展与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者"三社协同"的核心旨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视角,通过对成都市武侯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实践考察,发现其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成效显著。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的活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激发,"三社协同"参与社区服务与治理创新取得制度性的突破,特别是"以项目为纽带"激发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模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武侯区乃至成都市的"三社"活力。但是,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也存在着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长效机制有待观察,社会组织民间性弱化、草根性缺失等发育不足,社会工作者尚未步入正轨。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加以克服。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研究

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之一是完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由此需厘清社区党建、基层政府深化改革和社会治理三个政策领域的关系,梳理典型建设成果,校准前进方向。其中,党建领域保证政治引领和组织力建设;政府治理须梳理政社关系,提升治理效能;社会领域依法有序协商、激发社会内源活力。党政社三领域深化改革、推陈出新,才能完善党建引领、政社协同、百花齐放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伟业。     

疫情防控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明显短板和不足。深入反思这些短板和不足,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五治融合",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优化治理结构,促进社会合作治理;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八社联动",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多元分化与关系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模式研究

针对当前后单位制背景下普遍存在的社区多元分化的现实,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纷纷引入新的元素,进行着一系列的关系重构。正是在这种社区治理的关系重构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才得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了三种典型社区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即单位制社区中"协作式参与治理实践"、街居制社区中"参与式合作治理实践"、物业小区制社区中"介入式参与行动治理实践"。因此,针对不同社区的地缘特征、区位环境、发展状况和居民需求,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社区治理,将成为实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三社联动”视野下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基于S市项目制和岗位制的案例比较分析

深圳、广州等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在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推动下,运用"三社联动"机制有效地促进了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对S市L区和P区的实地考察发现,由于地区发展暴露出的不同问题,以及专业知识、组织条件、政治能力三方面因素的差异,导致两个城区选择了不同的购买模式和"三社联动"形式,即项目制和岗位制。两者虽无形式上的优劣,但从协作治理的视角考察可以发现,P区选择的岗位制模式其实是简单合同制的契约安排,它将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价值诉求等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参照政府的结构机制进行服务生产,这一自上而下的垂直性管理方式大大压缩了协作的空间。而L区选择的项目制则倡导伙伴关系,在信任、包容、责任、参与等价值引领下,参与主体更容易展现协作优势。     

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治理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以北京市"村居型"社区为个案,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亟待破解多重困境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017年12月,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指出,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     

西北民族地区村社联动治理的动力机制建构

村社联动治理是西北民族地区解决传统村两委治理乏力与边疆农民意识觉醒及多元需求矛盾的有效时代选择。而动力机制的构建是实现村社联动治理的基础。基于资源互补与组织协作的视角,分析联动治理动力源包括主体资源异质原生动力、利益分化驱动力、政策支持力和基层治理需求推动力,确定生发机理条件包括意识形态、权力效用、无形资产三方面,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集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决策机制、融资机制的"四位一体"动力机制,为实现西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内驱力。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城市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和谐治理——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与和谐。     

城市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体系构建

正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注文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社区治理体制也实现了由"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构建适应我国城市社会特点的社区治理体制,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社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论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社区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各自在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和效能,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