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能主义思想之于西方法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作为法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结合的产物,西方法社会学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深受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与方法论思想的影响,功能主义思想就是对西方法社会学影响较深的一例,它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了西方法社会学的发展:第一,功能主义思想的引入改变了传统法学研究中注重分析法律结构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的思维惯习,提供了从法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考察法律的"外部"视角;第二,功能主义思想提供了从法律与社会整体的联系来考察法律问题的系统的视角;第三,功能主义思想中对"功能"内涵更为全面的阐释丰富了法社会学中的法律功能研究。     

论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

法社会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种法学方法论,引领我们通过法律来研究社会,通过社会来研究法律。法社会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对当前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反思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构建此门学科的初步设想。     

卢曼社会系统论视野中的法律自治

法律自治是现代法学理论的核心命题.1984年卢受写作<社会系统>之后,将功能-结构论转为自创生理论,从而在法的符号性自治、操作性自治、功能性自治与吊诡掩藏的欺骗性自治四个维度重新论证了现代法律的自治命题.法律自治作为卢受现代性隐喻的组成部分,尽管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学术批判,却仍可为正在步入现代社会的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     

再论法律解释学

本文通过对法律解释学与概念法学、法社会学、价值法学、解释学法学、立法学关系的揭示,旨在厘清法律解释学的概念及其范围。法律解释学是一个偏重方法论的学科,属于实用法学的范畴,是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实践理性的法学。法律解释学把司法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建构裁判规范为己任,强调根据法律进行解释是其基本方法,但它并不否认其他法学方法融入裁判规范。当代法律解释学承认制定法、法律价值、事物的本质、公共政策、良善风俗等都可以通过发现、论证、解释、衡量进入作为裁判规范的法律,都可以作为法官法源。法律解释学是以司法方法论为核心内容的实用法学。     

为涂尔干的法律演化理论声辩

涂尔干从社会学角度勾画出从压制性法到恢复性法的演化路径,学者们从理论与经验层面对其进行了批评与检验。理论层面的批评集中在道德法律同一论、法律演化理论的虚构性及其具体内容的缺漏三方面;经验层面的检验则对从压制性法到恢复性法的演化顺序提出了挑战。其实,理论层面的批评忽略了法律演化理论的道德批判目的并遗漏了文本细节,而经验层面的检验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并误读了涂尔干的理论。涂尔干注重理论建构而对事实作简化处理,确保了理论体系的明确性,为当下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树立了典范。     

中国乡土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研究

法律多元主义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自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主义认为,在国家法之外,存在着"一系列大量的法律规范散布于社会之中"。法律多元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形成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围绕国家法和民间法这种二元架构,构成了我国民间法研究的基础和核心。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近现代以来国家公权力对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格局。改革开放后,法律多元主义在中国乡土社会一定程度上得以重建并发生新的变革。我们应充分发挥民间习惯的作用,使国家法起到一种连接各个分散的民间习惯的作用,最终形成国家法与民间习惯的良性互动。     

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

七十、八十年代是美国法学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的时代,出现了一批在各个法学领域崭露头角的新人,对西方传统的法学理论提出挑战。美国哈弗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教授唐纳德·布莱克(Donald Black)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布莱克1972年发表批判美国法社会学的权威塞尔兹尼克(P.Selgnick)的论文《法社会学的界限》并提出纯粹法社会学而成名;1973年     

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自1980年代复兴以来,学者们建立起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结合社会实践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法律社会学与社会学法学存在称谓之争,但近期研究以法律社会学的提法为主流。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法律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理论特征、研究框架、研究的意义等,学者们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法律社会学的方法论更是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应当有重点地加强新时期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马克思的法律社会理论及其当代启示——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分析对象

法律社会理论是在法律社会学所提供的经验素材的基础上对整个现代社会的法律机理和法制系统进行总体性分析与批判,对现代法律关系下的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社会总体关系进行一种前瞻式的研究。马克思的法律社会理论深入到社会结构及其关系的内部,对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核心命题进行了深刻解析,是一种关于法律的社会批判理论,并从批判中得出了法律之抽象性、矛盾性和世俗性等现代性问题。     

企业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新亮点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企业发展的诸多问题必须用社会学才能加以研究和解决 ,企业社会学作为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其重要性日显。社会学对于企业的研究具有不同于其它相关学科的独特视角和切入点 :企业社会学将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经济组织 ;不仅研究企业内部的种种关系 ,还重视研究企业组织的外部职能与社会关系 ,企业家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综合研究企业内部个人、群体和企业整体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当代企业社会学的最新热点有 :企业权力研究、企业文化研究、企业网络结…     

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

在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而它们各自又呈现为价值论的与方法论的两种不同的形态。仅就法学而言,个人主义方法在私法中处于基础地位,是私法研究无可替代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方法在私法中只存在着非常有限的适用空间。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私法中具体表现为私人主体、私人利益、私人自治、自己责任、权利本位、形式平等、交换正义、程序正义与主观价值论等范畴。虽然现在学界已自觉不自觉地在私法领域中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但由于整体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 提倡、张扬个人主义方法论仍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现代和谐法治社会结构、有机运转探析——以法社会学视角

法社会学视角下,社会角色应是法律的定位。因为社会角色有着法的核心构造,是人的社会化的责任承担,是角色主体的法律人格,是构成法治社会有机运转的法治细胞;社会角色是法治社会为每个人提供的无限发展空间,角色主体的自我认知是法治社会有机运转的核心。     

比较法与冲突法关系之重新厘定

在冲突法的发展中 ,比较法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提供了外国法的信息 ,推动着冲突规范的起草并指引冲突规范的适用。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二者又存在着潜在的对抗。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基本权利地位的提升 ,它从根本上改变着比较法与冲突法的关系 ,并将其引向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平台。相比之下 ,美国冲突法的乡土观念却使得比较法与冲突法间的盟友关系在美国本土变得十分脆弱。只有加强比较研究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冲突法的这种“岛国心态”。     

法律本土化:一种法社会学的视角

法律现代化与法律本土化的争论 ,实质上是法律实证主义和法社会学在中国的理论争鸣 ,法律本土化观点为中国法学提供了一种法社会学的研究进路。     

比较法研究中的中国法——关于法律的地位和权力组织形式的思考

在比较法研究中,中国法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在主流的西方比较法文献中,西方法是正统,中国法只处于边缘地位。法律在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一直是西方人眼中中国传统法的主要特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具有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特征,这同中国的“治水社会”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西方有关中国法的观点以及法律和社会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法律的地位和集权与分权问题上,不应把中国法与西方法绝对对立起来,西方和中国在处理熟人关系和陌生人关系,应对正常状态和非常状态问题上有许多相近之处,它们是中国与西方共同面对的问题。把中国法研究放在西方各种法律进化模式中虽然具有参考价值,但终归是靠不住的,应转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轨道。     

私法原则与中国民法近代化

中国民法近代化以西方近代民法所体现的人格平等、私权神圣、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私法原则为模范,同时也根据西方近代民法适应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在私法原则方面的变化,调整自身内容。中国近代民法的演进,基于西方近代民法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变化,确定了一条从传统的家庭本位走捷径过渡到社会本位的路线,对于中国近代民法和中国近代社会,均产生重要影响。     

论民法移植的效用形成机制——以国家职能的转变为视角

民法的移植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私法自治的精神落实与否，在现代社会中，对于“私领域”的行为也需要国家的干预，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如何妥善处理好国家干预和私法自治的关系，是民法的移植取得效用的一个关键因素。     

法哲学视野中的民法现代化理论模式

民法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主要有从身份到契约、从契约到制度 (身份 )以及近现代民法模式 ,它们都有一定的不足之处。私权的社会化的结果是私法公法化、私法社会法化与私法社会化。民法现代化的核心观念与理论模式是私法社会化 ,其具体内容包括 :民法以社会为中心 ;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民法应注重对弱者的不对等保护。私法社会化并不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 ,它以私法自治为前提与基础     

The sociology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A view from economics

The sociology of law appears to be a weak fi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ison to other indisciplinary fields of legal study, notably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lthough American legal sociologists have done important empirical work, particularly on the litigation process and on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 focus of American sociology of law has been narrow, theoretically limited, and, empirically, limited in both scope and method. These deficiencies may reflect the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of Max Weber, the most influential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in general and sociology of law in particular. The failure of legal sociologists to borrow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tools from sociologically minded economists such as Gary Becker is especially regrettable, and may be due to inaccurate perceptions of the political val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sociology's traditional skepticism about the knowledge claims of other disciplines, professional envy,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sts' conception of rational choice.     

自省法学范式下中国法律秩序建构

中国法制建设正在遭遇法律“物象化”现象。一方面，法律秩序的“物象化”意味着法律越来越具备形式性与体系性特征；另一方面，法律逐渐脱离了民众的日常经验。转型期社会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既要追求法律的形式性和规范性，又要保持法律的实质性和开放性。如果忽视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共时性结构”，无论是传统的法社会学路径还是法经济学路径，均无法真正克服法律“物象化”带来的弊端。中国法律秩序在未来建构过程中，法律决定的正当性结构应当体现为“物象化”与“世俗化”的相互交错，即法律的形式化与实质化、规范性与认知性的相互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