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申报制度中的隐私权保护

建立和完善财产申报制度,解决其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并非单纯以隐私权的限制为代价,对隐私权的限制亦有限度。我国的财产申报制度不能一味强调对公职人员隐私权的限制而忽视必要的保护。必须在制度上充分考虑隐私权保护的需要,对财产申报制度设定合理的界限:在申报主体范围上,应以职位与公众有密切关联的公共官员为限;在财产申报内容上,应以个人与外界公共场合发生广泛的社会领域为限;在财产申报公示上,应对财产申报资料的查阅或使用加以限制,防止财产申报资料的不当利用与传播,减轻申报人因个人财产信息被过度曝光导致的隐私忧虑。只有实现财产申报制度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才能打消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示的隐私权顾虑,让财产公示变成现实。     

论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中的隐私权

笔者从隐私权的定义、公务员隐私权及其亲属的隐私权界定等方面论述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否对义务人构成侵权,以及如何规制财产公开义务人的范围和各自对应财产公开义务.     

修复权力政治性信任之财产公示制度

财产公示制度作为公认的有效反腐利器,是修复权力政治信任的有力途径,在我国的施行刻不容缓。公职人员与权力密切联系,其财产信息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不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公职人员应当公示所有类型的家庭财产,包括不动产、动产、有价证券、债权债务、礼品等,公示级别不宜限制于高级官员。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的最好形式为网络公示,方便民众的日常查阅和监督。     

国外的公务员如何公示财产

截止到2010年底，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176个国家中，有146个国家建立了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占83％。经合组织（OECD）34个成员国全部实施公务员财产公开法规，拉丁美洲、加勒比、东欧和中亚实施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的国家占90％，南亚、东亚、太平洋和撒哈拉南部非洲占65％以上，中东和北非为60％。     

论财产公示行为的行政诉讼法规制

财产公示以财产申报为前提.财产公示制度的意义在于方便公众监督和克服单纯的行政内部监督的弊端,能有效地预防腐败.财产公示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需要现实的、可操作的司法规制途径.财产公示行为是行政行为,对财产公示行为进行行政诉讼法规制是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更是有效发挥司法监督作用,弥补行政内部监督不足的重要保障.构建行政机关财产公示行为的行政诉讼法规制体系,是保障财产公示制度持久有效运行的重要途径.     

难以入法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未能写入《公务员法》法

当“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遇到“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时，“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能黯然隐退。但是，当个人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在这里，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已经高于个人隐私的价值。何时能拉起官员财产的窗帘?     

惊人“一问”，警我多思

财产申报制度是指法定范围内的国家公务员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如实申报其财产状况及变化情况,并接受有关机关监督检查的法律制度.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的财产申报制度,除了完善财产申报,推行财产公示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明确问责制.     

浅析构建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之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廉洁高效、依法行政的形象也不断深入人心。作为构建廉洁政府、防治腐败的重要制度手段之一,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被寄予重大希望。为更好地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规范制度和制约权力为核心,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在我国构建系统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确有重大现实与理论之意义。     

明确问责制,加大制裁力度

财产申报制度是指法定范围内的国家公务员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如实申报其财产状况及变化情况,并接受有关机关监督检查的法律制度.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的财产申报制度,除了完善财产申报,推行财产公示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明确问责制.     

走进“官员财产申报”

风雨兼程23年 严格地讲,目前,我国并非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是没有现代法治意义上的"阳光法案",有的是没有形成法律,不对公众公示、公开并没有严格制裁措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财产申报”无关隐私权

官员财产申报是对政府公务员特定职位提出的特定要求,是法治国家规范和引导官员行为的基本要求。     

《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立法基础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反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本文认为在反腐败斗争中,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为重要,文中论证了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必要性和日渐成熟的立法条件,对阻碍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的现实障碍进行了分析排解,以期对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制度性突破有所裨益。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研究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公务员监督制度,它使公务员的收入及财产变动状况透明化,从而将其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本文指出建立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有利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我国反腐倡廉的实践,有利于维护广大公务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党和政府以及政府公务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信息公示的法理分析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作为卫生部监督管理餐饮服务行业和公共场所的一项重要举措已取得显著的成效,也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个具体着眼点。量化分级管理的信息公示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管理监管方法,有着其坚实的法理基础。本文从量化分级管理的信息公示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入手,从主权在民和公民知情权这两个重要理论方面分析量化分级信息公示的法理内涵,为加快建立诚信社会,落实我国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做贡献。     

核心价值观“诚信”融入法治政府建设的几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诚信是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观来安排的。但并不意味着诚信不应融入法治政府建设,或者与法治政府建设无关。诚信融入法治政府建设,不只是融入公民个人诚信,更重要的是融入公务员诚信和政府诚信。诚信具有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的双重属性,可通过融入行为准则的方式实现价值目标的融入。在宣传和解读诚信价值观概念时,不仅要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还应充分融入市场经济契约和现代法治赋予诚信的新内涵。从我国诚信建设的实际看,诚信融入法治政府建设,需切实建立政府诚信评估制度和公务员诚信档案制度等机制。     

社会转型期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再探讨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经济体制转轨、法治主题更迭、治理模式重构和权利救济完善的发展过程。在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上,应完善夫妻财产管理制度,增设夫妻个人特有财产权;明确婚前个人财产孳息归属夫妻个人所有;明确知识产权可期待利益应以取得其所有权为标准;完善约定财产制的公示程序,确保约定内容的真实性;强化债务人清偿责任,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反腐败的战略重心与官员财产公示

面对制度性、社会性腐败现状,中国的反腐败战略重心要从惩治贪官转向预防腐败。就反腐败的整体成效而言,预防比惩治更为重要。官员财产公示是预防腐败的指标性措施,但是这项制度在中国正陷入进退两难的僵局。面对过去30年积累的腐败重负,适度宽赦是国人无奈的选择。预防为主的反腐败战略观可以为打破官员财产公示僵局提供思路,而自愿公示、抽选公示、晋级公示可以作为全面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进路。     

寻找建设法治政府的“阿基米德支点”——弘扬公务员精神 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务员法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为法治政府的建设和发展畅通了道路。法治政府自身无法支撑自己,需要给自身的完善找到一种外部支撑,而寻找精神的支点也是每个公务员的心灵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公务员精神不仅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公务员全面发展的精神支点。     

财产独立管理委托的信托性质与信托制度融入民法典研究——从财产管理委托的类型化分析展开

委托财产依财产公示制度转移于受托人的财产管理委托,以受托人是否受制于委托人控制为标准,可分为财产独立管理委托和财产代理管理委托。财产独立管理委托系委托人为实现其某种目的与相关意愿,将其一定财产依财产公示制度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仅受委托人设立委托时表示于外意思管辖,但意思表示可能存在若干空白的财产管理委托。财产独立管理委托与信托具有同一性,其中委托目的明示的财产独立管理委托与明示信托具有同一性,委托目的默示的财产独立管理委托与默示信托具有同一性。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都客观存在大量的信托实践,信托制度具有民法化的实践基础。对物权概念为信托制度融入民法典提供了理论基础;《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为信托制度融入民法典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北京构建世界城市的政府治理研究

法治是世界城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或者要素。完善的法治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世界城市目标的城市治理途径。北京创建世界城市应该在重视国际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采取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在重视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同时,应重点加强政府与公务员队伍建设,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法律制度、决策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