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的“性”背景

职务犯罪是腐败行为的一部分。腐败背后有着深刻的“性”背景，“性”在腐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性贿赂犯罪我国刑法中没有相应的罪名对其予以定罪，成为法律漏洞。因此刑法有必要增设“性贿赂罪”内容的条款，加大打击性贿赂犯罪的力度，以消除职务犯罪的性诱因。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衔接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成为该条约的当事国,当然应承担条约确定的义务。贿赂犯罪是腐败犯罪中最常见、最重要的类型,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该条约的基本要求有差距,必须就贿赂的内容,贿赂犯罪的主观方面等进行贿赂犯罪立法的完善,并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组织官员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新形势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腐败犯罪都愈加猖撅。文展讨论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批准将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产生积极影响,以及《公约》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借鉴意义。     

犯罪既遂的标准研究

犯罪既遂的标准问题是犯罪停止形态的核心问题,"犯罪目的实现说"及"犯罪结果发生说"均存在不可调和的逻辑错误。我国刑法体系中,犯罪构成既具有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又具有区分犯罪停止形态的功能,可以用来判断犯罪既遂与否;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为模式的,认为行为满足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就构成既遂的"犯罪构成要件说"具有逻辑正确性。在对个罪的认定过程中,若在穷尽犯罪既遂标准的考量之后,仍存在分歧,需借助刑法解释来进行判断。     

法益保护视角下我国刑法分则罪刑规范构造模式分析——以数额犯为切入点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罪刑规范的实质是法益保护规范。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罪状构造模式实际上是“犯罪成立模式”，是刑法对某种特定行为构成犯罪的“最低要求”。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未遂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方面的问题。犯罪成立与否讨论的是罪与非罪、是否发动刑罚的问题；而犯罪既遂与未遂是在确定已经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对于刑的规范而言，立法事实上确立了以既遂为标本的模式。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犯存在既遂与未遂的不同形态，而结果犯只存在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结果不发生就不成立犯罪。因此，在具体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就需要运用法益保护的原理，仔细辨别哪些犯罪是行为犯，哪些犯罪是结果犯。     

光怪陆离的腐败心理

腐败行为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贪官们走上腐败的道路，有一种很复杂的心理变化的过程，他们在犯错、犯罪过程中除了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在起作用外，心理因素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浅议单位犯罪的原因及遏制对策

单位犯罪，是我国新刑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1979年刑法没有关于单位犯罪及刑事责任的规定。单位犯罪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开始衍生并逐步蔓延开来的一种犯罪现象，并且这种犯罪现象在近年仍呈上升趋势，愈演愈烈。立法者针对这种态势，在1987年颁布的《海关法》中，首开对单位犯罪作出刑法反应的先河。在刑法修改前，我国已先后在12个单行刑法和个别刑事法律中分别作出了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单位犯罪的罪名据不完全统计有70个左右。     

我区公务员腐败犯罪现状及对策

依照《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 ,国家公务员是指 :“国家各级行政机关中 ,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本文所指的公务员 ,也包括参照公务员实行的新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公务员腐败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本文主要针对这些方面展开探讨。　　一、我区公务员腐败犯罪的现状分析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表明 ,近年来我区党政机关及行政执法机关 ,涉及腐败犯罪人数有上升趋势 ,且行政执法机关涉及腐败犯罪的人数占较大比例。 2 0 0 0年涉及腐败犯罪的 118人中 ,行政执法机关有 85人 ,占涉及犯罪总…     

“司机腐败”寄生于权力下的“黑洞”

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除了“夫人腐败”、“子女腐败”、“秘书腐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参与腐败犯罪的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记者调查中了解到，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     

论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制——以司法实践为视角

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有别于我国刑法中的传统犯罪,现行刑法对其适用存在空白地带,这给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活动带来了司法困境,为此我国今后亟需加大侦查力度、完善《刑法》规定及刑事诉讼和证据规则,并改善电子商务的运营环境,从而有效发挥刑法对电子商务犯罪的规制效用.     

正确理解单位犯罪的含义

我国新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其中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真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至此，在立法上正式确立单位犯罪的名称，宣告理论界关于非自然人犯罪（包括集团犯罪）称谓的争论告一段落。“法人犯罪”的提法当然仍可使用于理论探索方面（实质上应涵括于单位犯罪之内），但“单位犯罪”已被确立为法律术语。然而，…     

“行受贿代理人”犯罪蔓延

“这两年我们在反贪办案时发现，有很大一部分腐败案件中出现了‘行受贿代理人’，也就是所谓的‘中间人’腐败犯罪，这种新的犯罪模式正在悄然蔓延，值得警惕。”9月12日，北京市两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闫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刑法概说

一、刑法的概念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具体而言,刑法是以国家名义规定什么是犯罪,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法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刑法,是指以国家名义颁布的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其中,所谓单行刑法,是指为补充、修改刑法典而由最高立     

腐败是大敌

腐败是人民的大敌,是党的大敌,也是国家的大敌。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只有从制度上构建遏制腐败蔓延的堤防,才能有效防治腐败。腐败是祸事前因,幸福是勤廉后果。阳光下的权力,是腐败的克星;暗箱中的权力,是犯罪的温床。     

腐败是大敌

腐败是人民的大敌,是党的大敌,也是国家的大敌。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只有从制度上构建遏制腐败蔓延的堤防,才能有效防治腐败。腐败是祸事前因,幸福是勤廉后果。阳光下的权力,是腐败的克星;暗箱中的权力,是犯罪的温床。     

“集体决定”的蜕变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集体决定”变异成集体犯罪的案例不断增多，“集体决定”的概念被偷换、形式被利用，导致集体腐败之风屡禁不止。这种“形式合法”的腐败其实是腐败毒瘤的变种，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大数据画像”及廉洁治理对策——基于十八大以来125个腐败案例的实证分析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迫切需要总结腐败的规律性特征,提升当前和下一阶段反腐败工作的精准性、科学性和及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部分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相互交织,具有明显的主体特征、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类型特征,汇聚而成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大数据画像”。政治权力异化内因、政治生态恶化诱因和政治监督弱化外因是腐败犯罪生成的重要原因。强化腐败惩治增强“不敢腐”的法治震慑,优化腐败预防增强“不能腐”的机制保障,改进廉政教育增强“不想腐”的政治自觉,一体推进廉洁治理。     

关于“毒品犯罪不以纯度折算”的理解与适用——以松桃县姚某毒品犯罪为例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犯罪不考虑犯罪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况而一律"不以纯度折算"。这看似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但事实上违背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违背了刑法总则相关原则,有违我国刑法总的立法宗旨。为此应加强和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法律解释以保证该条款的正确理解与适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推定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推定制度是一项打击腐败犯罪的有力措施,并且属于针对缔约国的强制性要求。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应当履行条约义务,借鉴公约的有关规定,在刑法中确立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推定制度,以降低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故意、明知、非法占有目的等主观要件的证明难度,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促进廉政建设。     

腐败在中国更难被发现？

地方官员可以轻易以“执行行政命令”作为其不严格遵守规定的借口，借此掩饰其腐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腐败行为无疑更为隐蔽和难以证实，因此从整体上遏制腐败的难度自然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