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对我国转型时期塑造组织结构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创史人,是现代组织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人。对整个20世纪乃至更久远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80年代以来,对官僚制的改革成为世界各国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如下放权力,减少了中间层次,注重合理性,提高生产效率,接近广大的消费者,力求更加灵活,更加革新,更加富有企业家精神,等等。但理性官僚制通过对三种权力类型及组织形态的分析,揭示了基于合理性法律基础之上的官僚制特征,对于解决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新旧组织结构交替阶段存在的问题有着一定的帮助。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掌握其精神实质,对于我国转型时期组织结构塑造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理性的困惑──试论马克斯·韦伯官僚组织理论模型建构的时代限度

马克斯·韦伯随同他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然而他对社会主要贡献的产物──官僚组织理论却依然存在并作用着我什1这个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官僚组织理论亦不例外。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官僚组织理论也显现其固有的缺陷。本文拟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官僚组织理论的局限性及其生成的原因，试图从自由与民主的层面剖析官僚组织理论的弊端，以为组织的改革与发展谋求一点新的探索。（一）马克斯·韦伯作为官僚组织理论的创始人，从其主观行为出发论证了个人行为的合理性与社会结构秩序的合法性；并在前人的基…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人本官僚制

当今学术界对我国是否采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行政体制争论不休。构建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相一致、与政府的执政理念相吻合的人本官僚制则是路径之一。因此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适时要素,健全行政组织体制,并在官僚制建设的同时增加人本要素,建立人本官僚制。     

我国建立理性官僚制的意义及途径

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20世纪它在西方社会中获得的成功充分肯定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制管理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但是,官僚制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科学化的设计思路以及依法办事的要求,仍对处于转型时期中国行政组织的设计与完善有可借鉴之处。     

由无缝隙政府理论对官僚制理论的反思和发展

官僚体制是20世纪初组织管理科学化运动的产物,几乎在各种类型的现代化组织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官僚体制的踪迹,本文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基本主张出发,联系90年代兴起的无缝隙政府理论进行分析,有肋于我们了解两种理论的实质和特点,并对当前的政府组织管理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继承与超越—对官僚制的再认识

官僚制是以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对效率的负面影响,对民主的威胁,对个性的压抑,使其倍受争议。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官僚制的发展却明显不足,因而中国应该加强官僚化力度,吸收官僚制的精华,借鉴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强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其本身也被看作是效率与民主的藩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中国现实官僚体系地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再论理性“官僚制”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模式，是迄今为止在大型组织中运用得极为广泛的组织形式。但官僚制模式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后，受到理论界的猛烈的批判和严峻挑战。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的公共行政改革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下的官僚制价值——兼论我国行政组织的改革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各国传播开来,改革者批评官僚制导致了组织的僵化和低效率,引起了民主政治的危机,并忽视了组织中人的因素.本文在分析官僚制及新公共管理对其批评的基础上,认为新公共管理并没有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官僚制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行政组织改革应以塑造理性精神,完善官僚制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     

重审官僚制：理性化假设与实践困境

韦伯创立的官僚制是一种追求既合理又合法的理想化模式,在他看来,合理性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的官僚制理论正是附魅于工具合理性而祛魅于价值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与其最初设想的背离。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就应从其源头着手,从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理论入手,为工具理性祛魅,对理性官僚制给予人文回护,但在为工具理性祛魅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为价值理性附魅,二者应是不可偏废的。     

行政管理的人格化与非人格化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本文从韦伯的官僚制入手,分析官僚制理论中组织管理非人格化的因素,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分析在我国行政管理中普遍存在的人格化管理的弊端及其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韦伯“价值中立”观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启发

本文旨在通过揭示马克斯.韦伯"价值中立"观的内涵,试探讨其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的启发作用。     

理性官僚制:危机、突破与回归

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由于各个阶段不同的现实需要 ,以及各理论学派观点的差异 ,由威尔逊和韦伯等创立的理性官僚制在近百年中先后经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不断丰富与发展。特别是 1980年以来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理性官僚制进行大胆批判并欲求在理论范式上突破这种盛行于公共组织百年的官僚体制。然而 ,客观地分析历史与现实使我们发现 ,对理性官僚制的创新与挑战 ,动摇不了这一古典制度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突破其实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官僚范式的回归。     

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塑造——对企业化政府的冷思考

理性官僚制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学者推崇企业化政府理论。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经验,超越传统官僚制,建构现代官僚制,才是转型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塑造的理性选择。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互补与融合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取向是以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为基本取向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在政府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推动下,新公共管理理论悄然而至。但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再审视则表明,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普及各国的公共管理模式。而官僚制因其所蕴涵的理性价值以及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官僚制日益成为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众矢之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因此,公共管理改革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两者的互补与融合,这也是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性官僚制

我国虽然处在西方公共管理的改革时代,但并不完全具备实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社会条件,应该谨慎借鉴,而且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官僚制相比,我国并没有建立起严格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理性官僚制更适合我国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需要。     

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韦伯对理性官僚制推崇备至，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高效、最合理的管理形式。同时，韦伯也洞察到了理性官僚制的弊端。客观、全面地了解理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改革，对于分析我国行政管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加快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探析韦伯的官僚制思想——兼与马克思官僚制思想比较

西方理性主义背景和支配类型学是韦伯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官僚制合理性和合法性表现为：形式主义、技术-效率、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及依赖专家统治三个方面。官僚制困境在根本上体现为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韦伯与马克思在官僚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异化与技术异化的关系;二是阶级结构与官僚专门化的关系。     

官僚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行为的非理性化以及组织活动中的人格化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行政现代化进程。因此,探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改革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