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发展视野中的公共利益

在行政管理实践中,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必须基于受益人的委托而行使代表权和享有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须的权力,履行应尽义务。文章深入探讨公共利益认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公共利益与公共政策背离的可能和努力构建和谐的公共利益机制等问题,在研究行政发展视野中的公共利益时应予以强调和重视。     

公共利益：政府与媒体的互动逻辑

社会大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离不开作为重要子系统之政府与媒体的有机协作与良性互动。从根本上看,这种政府与媒体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是由体现和满足公共需要的公共利益决定的。因为代表、判断、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政府与生俱来的天性与逻辑使命,同时,守护公共利益也是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与逻辑使命。这种共同的属性与使命决定了政府与媒体的角色与功能,一方面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准则规约媒体的运作空间;另一方面媒体也基于公共利益准则监督和作用政府绩效。构建于公共利益基点上的政府、媒体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增进。     

论公诉裁量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维护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裁量权时必须遵循公共利益标准。我国有必要在参考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公诉裁量的公共利益标准。     

公共利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性事业，追求公共利益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当前，市场机制介入医疗卫生领域，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及卫生事业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已经受到挑战。为此．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应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应有效履行传统的责任和职能，而且还意味着政府应创建和完善有利于公共利益维护与增进的制度安排。     

新时期基层政府临时工角色失调及定位研究

基层政府临时工是基层公共事务管理不可或缺的力量,但长期以来受特殊的身份地位、不明确的权利责任等因素影响,角色处于失调状态。在建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大趋势下,政府和社会必须合理调整和定位临时工角色,对其加强法制化规范、加深道德化约束、促进专业化发展、满足合理性需求,进一步提高基层公共服务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服务型角色定位。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府利益分析

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日益成为政府实施公共管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中,客观存在着政府自利性的动机和失常利益的扩张,致使政府利益结构失衡,大大折损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因此,必须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度建设、公共政策参与机制的完善及其利益调控机制的健全,以便有效地抑制政府失常利益的扩张,有效地调整不合理、失衡的政府利益结构,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有效性,更好地维护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政府价值的自我求证--兼论政府机构改革的本质

政府存在的基本价值在于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在于能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政府机构改革在本质上是政府基本价值求证的一个过程.政府价值求证大体包括三种方式暴力方式、意识形态方式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式,其中政府机构改革是更具根本性的方式,它为我们认识和思考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公共性和服务性

行政体制改革要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以追求公正为天职,以满足公众服务为宗旨。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现,行政体制改革要实现由权力行政向民主行政转变,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政府必须做到推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树立以民为本的公共服务行政。     

国家治理视角下执政党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研究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部分"的政党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是为了政党个体行为主体的单向度的价值和理性,还要实践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当前,中国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机制面临着来自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和个体失灵等各种各样的挑战。这在客观上要求执政党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国家的限权和放权机制、市场的确权机制、社会的赋权机制和个体的参与机制等相关方面治理机制的规范和完善,纲挈目张,在统筹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正确处理市场、政府、社会和个体四者的关系,有效地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并最终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公共治理的价值预设探析

公共治理来到中国,我们必须注意其背后隐藏的价值预设。公共治理重申了消极自由,反对福利国家的"大政府"模式;彰显了公共性,吸纳公民社会组织维护公共利益;诉求于多元,形塑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确认了有限理性,树立有限政府理念。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建设服务型政府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这种社会背景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挑战。要应对这种挑战,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管理公共事物、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公共责任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是法治、责任、廉洁、高效。     

论检察制度运行的机理

检察制度是现代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公共利益、维护人权具有重要作用。认真研究检察制度的运行机理及其产生发展的动力基础，是建立现代科学检察制度的根本前提，也是完善我国检察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法治民主国家的重要保证。我国检察制度的动力机制是社会主义公共利益观，公共利益是我国检察制度运作和检察机关机构以及职权设置的依据。依法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是公益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活动的根本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切实保障公民人权，以充分保障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追求——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就是政府管理要充分体现“公共性”,即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等要代表公共利益。谋求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追求。因为公共行政的权力是公众所授予的,行政权力的存在和活动是为了实现公共目的,所以公共权力的主体在管理公共事务时,应该执行公共意志,谋求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的。本文论述了公共利益作为公共行政人员伦理价值追求的原因,价值蕴涵并提出了路径选择。     

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研究

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作为其行使监督权力和履行监督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社会公共利益和民生权益的维护以及政府官员的廉洁从政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监督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必须以全程监督和全员监督的理念为指导，树立起大监督的意识，着力推动监督方面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并要确保信息渠道的畅通无阻，监管好预算外资金的具体流向，从而避免监督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提高监督的专业性和主动性。     

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

公共利益在市场中无法自动实现 ,政府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可发动土地征用权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用权的依据和界限。土地征用必须保证征用的土地与公共利益目标相当。土地征用权的滥用表现在征用的土地与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目标不相当及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给付过低 ,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应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论公民参与下的政府危机管理

公民参与下政府危机管理对于解决"政府失效性"问题,提高社会自救助的能力和确保政府危机管理的公共利益取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的忽视、公民自身参与意识的淡薄以及国家缺乏相关方面政策法律的保障,使得我国公民在参与政府危机管理中存在许多困境。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从政府、公民自身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三方面着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公民参与政府的危机管理,推动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事业的发展。     

论制度正义及其责任主体

正义是制度之魂,制度正义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且表现为公民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尊严等权利的维护。正义制度对社会进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制度正义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政府是制度正义的责任主体,制度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来推动。政府推动制度正义建设的具体途径有:政府立法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政府要以民生为本进行制度设计;政府的政策制定要推动道德进步。     

公共利益:新公共服务与治理理论的联结点

公共利益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 ,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 ,政府不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 ,为此 ,新公共服务思想和治理理论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以多元化的管理、法治、责任心和回应性来促进公共利益的更好实现     

公共治理视野中我国教育局长领导行为的实证研究

治理理论主张公共教育治理的公共性与效益性,倡导政府实行分权,支持政府与市场和学校之间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以此为研究基点,通过教育局长领导行为的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建议:政府应该树立公共教育的公共性、公共利益性观念,切实把教育公平落到实处;政府必须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教育事权范围;政府必须承认公共教育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履行好在经费投入、政策制定、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安排者角色。     

和谐社会构建视角下的失地农民利益保障

政府的不断征地过程就是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政府为了非公共利益目的征地造成大量土地征而不用,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使得农民最根本的物质保障———土地大量流失。同时,由于征地制度存在的缺陷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存在,失地农民的基本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此,一方面,政府要以公利性作为自身的本质属性,摆正自己的公益人角色,不能把征地作为手段,以自身利益和寻租作为最终目的;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针对征地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制度上的安排和创新,化解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维护好失地农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