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常常通过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威胁、围攻基层政府、静坐示威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给政府施加压力。探寻深层原因,主要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滞后与短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与单一、基层政府基于自利与无奈的行为失范以及农民传统意识与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应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制度供给,疏通并拓宽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规范基层政府行为,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等路径来优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利益有效表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动力、构建和谐农村的必要条件和提升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重要源泉。农民利益表达权的缺失源于过于强大的官方话语和精英逻辑、地方政府恣意扩张的逐利行为、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党权威对农民话语的压制、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且自身拥有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本不足等因素。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应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转变基层政府职能、重塑乡村治理格局、引入协商民主载体以及提升农村社会资本存量,培育造就新型农民。     

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事件以便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起因于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农民抗议和上访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免受基层政府不规范行为的侵犯。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政府干预、社会资本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建

创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同样也离不开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只有通过整合政府与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在重塑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利益基础,解决农民合作医疗有效需求不足的同时,强化农村合作医疗的有效供给,才能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建与可持续发展。     

论乡镇政府行为及其规范

当代中国的乡镇基层政府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对公共利益的偏离和对自利性利益的追求,导致了乡镇政府行为的失范。失范的乡镇政府行为直接损害了农民利益,对农民的政治认同产生负面影响,这不仅仅消解了乡镇政府的权威,甚至影响到整个政治体系的权威以及农村社会的繁荣与稳定。为此,必须从行为目标、行为边界和行为方式三方面对乡镇政府行为加以规范,以提升乡镇政府的行为正当性和有效性。     

基于民生改善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然而,在民生建设方面,农民得到的改革红利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农村民生问题仍然突出,且有不断加剧趋势。农村民生发展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民权利资本的贫困,受制于基层政府民生职能的缺位和不到位,亦与农民利益诉求与基层政府协商机制缺失有关。改善农村民生的关键在于农村社会治理的转型。当前,亟须加快以民生为重的民生型基层政府建设,优化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民意采集和利益传导的功能,更新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共建共享协同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组织的政治功能探析：治理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的民间组织发展很快.从治理和善治的视角看,作为农村公民社会主要载体的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这主要体现在推动中国的基层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与稳定、弥补政府的"缺位"以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同时,民间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农民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及其治理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市民化。由于城镇化中主体关系失衡、治理结构失调、治理方式失效及人与自然关系失和等原因,当前农民市民化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人际和生态等多重维稳风险之中。有效化解农民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需要构建政府引导的多元参与治理体系,创新户籍和土地产权管理制度,培育城乡一体融合的认同文化,统筹运作绿色治理与社会治理。     

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极大地促进了农村民主的发展.但是,农民的参与行为还需要加以引导以使其向有序参与发展.在现阶段,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一要提升农民政治素质,增强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体动力;二要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拓宽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三要着力营造良好的农村经济、文化及社会环境,改善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环境.     

代理倒逼行政:村干部在乡村建设中的道义驱动

乡村建设的初衷是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作为乡村建设的关键行动者,村干部的行为逻辑尚未获得已有研究的充分关注。采用内容分析法、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中部地区M镇农村低保动态管理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在道义逻辑——"安全第一"的农民生存伦理驱动下成为守义人。面对基层政府避责行为,村干部坚守道义方式升级加码,并在基层政府政绩追求转向助推下,迫使基层政府承认并顺应道义逻辑,进而形成代理倒逼行政机制。"村干部的道义驱动"是对中国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理论增补,更新了村干部角色与行为逻辑微观理论,扩充了乡村社会自我保护理论,修正了"‘双轨政治’转向‘单轨政治’"的学理判断,改进了对基层政权运行状态的理论描摹,但适用范围仍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     

转型期农民宗教信仰选择行为动机研究——以驻马店A村为例

文章以转型期为社会背景,以农民的宗教信仰选择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宗教信仰选择的主要动机是获得情感支持、规避风险、满足娱乐文化需求,并呈现出认知模糊、意志脆弱等特点。透过农民宗教信仰的现状,进一步探究选择行为的动机,厘清农民选择信仰宗教的心历路程,提出了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改进农民继续教育形式、文化知识普及、重构集体生活、提高社会支持等针对性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农民自主供给

相比较于政府主导、市场化、合作化以及农村社区外主体供给等供给模式,农民自主供给更能契合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农民自主供给亦存在供给行为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而农村社会资本的信任、规范以及互惠特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走出"集体行动困境",且能有效降低他们自主供给的成本。因此,发掘农村传统社会资本"正能量",重塑农民公共精神以及推进农民自组织建设,以提升农民自主供给的效率,将成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可行选择。     

主体视阈下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提升问题的思考

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构成了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由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领导素质、领导体制、领导方式等方面的缺陷、农村基层政府在管理理念、职能定位、管理机制等方面上的偏失,农村社会组织的不健全不完善,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上的欠缺,造成了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提升的主体困境,要提升农村社会管理的水平,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强化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正确认识和解决新形势下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刍议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联系，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内容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政治思想领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农民群众和基层政府及干部对党的农村政策关注与把握的重点存在差异和矛盾。党的农村政策主要是通过基层政府组织广大农户来执行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及干部关注的重点是当地群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农户关注和把握的重点往往是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并根据自…     

农村文化安全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需要经济繁荣,更需要文化进步。维护农村文化安全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新农村建设的固本之举,关系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目前,我国农村文化安全建设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安全意识淡薄、西方霸权文化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等。文章建议从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基层党组织文化安全意识、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和规范文化安全立法来提高农村文化安全。     

转型期农民维权的行为逻辑——基于政治心态的检审

当前,农民仍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利益结构的高度分化和利益矛盾的日益激化致使农民维权行为成为一种频繁的社会现象,并呈现出诉求内容的经济性与政治性交织、行为方式的多元性与递进性交融、组织手段的离散性与聚集性共存三大趋势。然而,农民维权形式的选择与农民社会政治心态的变化休戚相关,很大程度上政治心态的情势决定着农民维权行为的性质和方向。转型时期农民呈现出政治认知失衡化、政治情感持续化以及政治态度臣民化等多元政治心态,规制着农民维权的行为选择。因此,必须深入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筑权益维护的制度平台,建立心态管理体系,以之调适农民政治社会心态,促使农民维权行为规范有序运行。     

现阶段中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思考

目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逐步增多,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地区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但是,有些地方的农民在政治参与中仍然有非制度化的现象,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涉及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方面。对此,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基层民主制度等举措来加以预防。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风险预防机制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地方政府、农民集体代理人、用地者和农民等利益相关主体机会主义行为所可能引发的各种预期风险必须予以重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风险预防机制主要从入市规范体系、入市土地交易平台、土地流转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着手。     

中国农村地方治理中基层政府行为方式变革初探

内容提要:农村治理问题始终是我国政府管理的基本问题。农村治理关乎整个社会的治理,农村稳定则社会稳定已是一种共识。在转型时期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的方式已不适应现实的要求,严重制约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应适时进行变更。本文从基层政府在农村地方治理中的地位分析入手,回溯新中国建立50余年基层政府农村治理体制及方式,围绕农村市场化趋向的改革,呼唤基层政府行为方式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