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探析

在很多诉讼案件中,办案警察既是证据的收集者,也是重要的证人,警察出庭作证的合理性是十分肯定的.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将警察作证作为一种通行做法,我国在司法改革中与世界警察作证制度紧密接轨,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警察出庭作证做出了相关规定.本文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警察出庭作证新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警察作证制度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完善对策,旨在促进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程序、体系的不断发展.     

论警察出庭作证的保障与实现

警察出庭作证对于刑事诉讼的实体真实和程序正义意义重大,但由于"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模式的构造性障碍、程序性规则粗疏的规则性障碍以及观念淡漠、技能缺失的技能性障碍,警察出庭作证难以真正实现。为此,应当转变"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模式为"裁判中心主义"诉讼模式、完善警察出庭作证的具体规则、培养警察出庭作证的意识和培训警察出庭作证的技能。     

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近年来,警察出庭作证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之一。首先,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了两大法系刑事诉讼中警察出庭作证的异同点及其成因,澄清了媒体呼吁警察出庭作证常态化的误区,其次分析了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现状及确立警察出庭作证之必要性,又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警察出庭作证必须克服的障碍,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警察出庭作证范围“度”的把握,最后设计了警察出庭作证的制度保障措施。     

警察出庭作证认识上的五个误区

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非常少见。人们对于警察出庭作证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多的误区。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并非没有法律依据,现行法律也并未排斥警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笔者相信,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和警察出庭作证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会逐步加以改变,逐步适应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与实现。     

论警察出庭作证

目次导言一、国外警察出庭作证的理论与实践二、警察出庭作证的基本依据三、警察出庭作证的诉讼价值四、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界定五、构建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制约因素六、构建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基本构想导言近年来,媒体关于承办案件的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报道引起了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问题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警察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该规定还很简单,在适用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存在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不明确、警察出庭作证程序如何启动、警察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没有明确、警察出庭"说明情况"表述不准确、未规定警察拒绝庭作证的法律后果等问题。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为完善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提出一些建议。在此需要指出,本文所讨论警察出庭作证的主体仅限侦办一般刑事案件的公安人员,也即人民警察。     

论警察出庭作证的程序保障——以《波士顿警察局规则与程序规则320》为蓝本

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一直都是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我国警察出庭作证之所以存在障碍,一方面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问题规定的不够明确,另一方面是缺乏保障警察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从而造成警察不出庭理所当然的错误观念。在有关警察出庭作证的程序保障方面,立法比较成熟的美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学习、借鉴的蓝本,特别是《波士顿警察局规则与程序规则320》。     

刑事案件中警察出庭作证可行性探析

警察出庭作证不仅涉及我国的政治体制、司法体制问题，还涉及政法工作者们对刑事证据规则的认识，只有把这几个原则性问题的关系理顺，才能为以后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建设立好根本。当前有关警察出庭作证的研究为数不少是直接构建制度方面的，而对警察出庭作证尤其是刑事案件中警察出庭作证的理论基础、重大意义，以及可行性分析才是根本。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警察出庭作证的先进经验对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实践具有重大启示。     

比较法视野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之构想

近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渐成学术界热点问题之一,然而,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并不十分科学。因为,刑事诉讼中从事侦查工作者并非只有警察这一群体,检察官甚至有些国家的预审法官亦参与其中,所以,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提法更为合理、全面。笔者于文中着重分析了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其出庭作证的价值,并对如何设计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提出一些设想,以期完善我国的证人作证制度。     

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之比较研究

在国外,警察出庭作证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司法实践,警察出庭作证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国,警察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尚缺乏理论、立法等方面的足够支撑。本文着重从国内外相关立法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有关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增强可操作性。     

司法鉴定行政与司法视角的边界——民诉证据司法解释鉴定内容的思考

2019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备受司法界关注。其中,涉及司法鉴定的条款达24条之多,笔者结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对相关内容予以了梳理与比较,揭示了民事证据规定给司法鉴定带来的变化与问题。民事证据规定重点规制了司法鉴定启动、受理、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诚信承诺、鉴定人权利保障,鉴定人的出庭义务、遵守鉴定时限的义务,以及围绕鉴定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方面的规定,以期保障鉴定质量。与此同时,民事证据规定也带来了管理上的边界之争的问题,包括司法鉴定行政管理部门与法院之间、法院与司法鉴定机构之间,以及法官与鉴定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边界之争与之推,司法鉴定呈现多头管理已见端倪。本研究直面司法鉴定发展中的问题,建议尽早启动司法鉴定立法工作,强化鉴定意见的法庭质证,明确虚假鉴定的认定标准,梳理鉴定多头管理乱象等等,希望可以对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     

论我国新刑诉法证人作证的有关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制度上日臻完善,使我国刑诉法证人作证制度体系更趋科学,意义深远.但其多方面的具体制度尚有进步空间.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在我国证人作证制度方面对证人作证的保护、（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证豁免制度以及证人拒绝出庭时书面证言的效力问题进行探讨,并基于人权保护原则和衡平原则提出若干建议.     

对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理论基础的思考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证据法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在该问题技术上的研究多于理论上的探索,似乎在该问题的理论基础上已有广泛的认同,即对义务论的认同,然而义务论会带来诸如主体工具之说,自由功利之说的许多困惑,相反,权利论却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如果尝试从权利论的角度解读证人作证制度,或许会有所收获。     

证人证言适格问题研究

出庭证人转述他人感知事实的陈述,新的证据规则排除其证据资格值得商榷;准许证人提交书面证言的情形并不是书面证言适格的要件,而是免除证人出庭义务的条件,不具备法定不出庭条件而提交的书面证言应当接受为证据;书面证言不是适格的证人证言,但却是适格的书证;出具书面证言并不免除其出庭义务。     

证人出庭“难”的文化类型学解释——兼评新《刑事诉讼法》中相关规则的实效性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些保障措施,这些规则能否解决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取决于法外条件。从文化类型学上分析,我国证人出庭"难"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宏观背景下民众观念、司法资源和司法权威等因素共同制约的结果。新的立法规则固然对解决证人出庭问题有一定的积极价值,但其实效有限。     

两岸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之比较

证人出庭作证是保障被告人对质权、保证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客观需要。我国大陆地区长期存在证人出庭难、出挺少的问题,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也是此次刑诉法再修改的重点内容之一。台湾地区在确定应出庭证人范围、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保护与作证补偿、证人拒绝作证等方面的可行性做法,可以为大陆地区进一步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

鉴定人在诉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鉴定结论必须经过审查、质证后才能在庭审中加以运用，鉴定人出庭作证也是必要的，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甚少，相关制度应当加以完善，以提高鉴定人的出庭率。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解读与完善

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与两大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及技术顾问存在着明显差异,其基本功能在于协助控辩双方质证鉴定意见,因而在庭审中专家辅助人是当事人的助手,表现为诉讼地位的非中立性。为保障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贯彻实施,应当通过法律的进一步细化对专家辅助人的出庭申请、决定以及救济等相关程序加以明确和完善。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辨析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已列入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方案之中,但理论界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一直存在争论。有的认为《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证人包含了侦查人员,此条即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也有的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的规定实际上否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资格。笔者对上述意见概不同意,认为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有依据的,只是不够直接、明确,应当根据侦查人员的法定职责、审判活动的实际需要、侦查人员及侦查工作的特殊性等因素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     

警察作证制度的理论推演与实证分析

警察作证是推进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的重要一环。证人的党派性不应成为证人能力限制的理由 ;警察作证的公务性有利于保障其证言的客观性。警察作证不仅有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和实体法律的正确适用 ,而且有利于激发刑事诉讼各方参与者的主动性 ,彰显程序自身的公正性 ,还可有力地约束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警察作证的公务性、事后性、倾向性是警察证人与普通证人的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