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制度研究

“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目前从世界各国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方式来看,轻刑化、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刑事一体化主要是一种认识和处理犯罪与刑罚等刑事法问题的研究理念和范式,在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研究过程中倡导刑事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付诸于司法实践,有利于拓展犯罪未成年人的轻刑化及其预防矫正工作的视野,加深对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解。     

未成年人犯罪成人化现象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成人化是未成年人犯罪中较为突出的现象。基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生理上成人化和心理上幼稚化矛盾的认识，建议宜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轻刑化、非刑罚化和刑罚严厉化并用的政策，并采取建立独立的少年审判机构、建立多种非刑罚性的处罚方式和适当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等三项具体措施，以有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成人化问题。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分歧与弥合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拥趸者把特殊情况区别对待的原则、起诉便宜主义以及刑罚预防功能论作为立论基础。主张限制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者则把一视同仁对待原则、起诉严厉主义以及刑罚报复功能论作为反对基础。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与“法与时变”法律认识论为弥合分歧提供了理论依据，犯罪数量的增长及犯罪结构轻刑化为弥合分歧提供了现实基础。理论分歧的弥合应围绕罪名边界不清、悔罪表现难界定、附加条件设置不合理、考察与帮教机制缺失等问题展开。     

有关刑法谦抑性的理性思考

刑法谦抑性的思想内涵包括:刑法调整范围的不完整性、刑法统制手段的最后性、刑罚制裁方式发动的克制性;其法理基础是: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策略性、犯罪发生原因的综合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单一性、犯罪心理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刑罚效用的有限性、刑罚的恶害性决定了刑罚本身作用的负面性、刑罚后遗症的严厉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非理想性、刑罚权实现的昂贵性决定了刑罚发动的慎重性。适用刑法谦抑性,我们应当使刑事政策“轻轻”与“重重”兼顾、使刑事立法“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并进、使刑罚裁量轻刑化与“非刑罚化”相结合。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的原因

刑罚观念的转变和对刑罚功能局限性的认识,刑罚谦抑性以及刑罚经济思想成为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理论溯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现实根基和强劲支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必要性.     

刑罚轻刑化发展理论与路径探析

刑罚，是国家基于刑法条文的规定，对犯罪人做出的最为严厉的惩罚性措施。对其目的的讨论，在理论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宏伟格局。刑罚轻刑化有深厚的理论作为支撑，在我国也有适宜的生存土壤。我国刑罚体系需要从刑种、刑期以及执行方式上作出改变以求应对全球刑罚轻刑化的思潮。探析刑罚轻刑化发展的理论根基，研讨刑罚轻刑化完善的路径，最终使得刑罚与时代、与人类普遍价值观相接轨，为打击犯罪，完善社会治理提供有力后盾。     

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探析

职务犯罪轻刑化成为普遍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职务犯罪轻刑化主要表现为立案起点高,自首适用标准宽泛,缓、免刑率高及刑罚执行不严格。这一现象成因包括对该类犯罪的认识不到位、审判人员被干扰、执行阶段标准控制不严等。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路径是要强化对职务犯罪立案及侦查过程的监督、加强对刑罚执行阶段的监督等。     

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探析简

职务犯罪轻刑化成为普遍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职务犯罪轻刑化主要表现为立案起点高，自首适用标准宽泛，缓、免刑率高及刑罚执行不严格。这一现象成因包括对该类犯罪的认识不到位、审判人员被干扰、执行阶段标准控制不严等。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路径是要强化对职务犯罪立案及侦查过程的监督、加强对刑罚执行阶段的监督等。     

经济全球化与犯罪控制对策

经济全球化对犯罪态势和刑罚政策影响深远 ,为使我国犯罪控制策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必须在现行刑事政策中增加人权保障因素、朝向轻刑化改革刑罚体系、贯彻刑法平等原则、加强公共安全防卫等。     

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规制之路——以完善检察权为切入点

司法实践中,对于职务犯罪立案数额门槛越来越高;从轻、减轻认定宽泛,缓免刑适用率过高;刑罚执行缺少必要监督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司法畸形现象降低了职务犯罪成本、削弱了预防效果、违反了社会公平,对反腐败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将立法严厉的法条逐步架空,导致各种变形的职务犯罪轻刑化样本。如何规制职务犯罪轻刑化成为摆在司法改革面前的重要课题。可以从轻刑化的现象、根源、规制入手,以检察权内在侦查权、监督权为路径,探讨化解轻刑化困境的制度体系建设。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新《刑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等有关刑事法律制定后 ,对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随着毒品犯罪手段、形式多样化的发展 ,现行立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1、规定及惩罚不够明确 ;2、对吸毒行为没有给予刑罚处罚 ;3、未对非法提供制毒设备的行为给予处罚……。建议 :从毒品犯罪罪名、犯罪情节、财产刑、对付洗钱行为和易制毒物品种类方面 ,加强禁毒刑事立法工作。     

单位自首适用中的刑法难题及解决办法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对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随着理论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单位在犯罪后也可以成立单位自首,我国刑法对犯罪单位的处罚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可以判处罚金,导致在对成立自首的单位判处刑罚时没有明确的标准对单位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也无法适用。要使单位自首的适用与刑法相协调,应增设限额罚金制,对犯罪单位增加资格刑等。     

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

我国台湾地区在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刑法典的修正,此次修正在废、改、立条文的数目、理论突破的层次等方面均为其历来刑法典修正之最。将其刑法典的修正按照从宽、从严的刑事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归纳、剖析,分析相关的罪数理论、罪刑平衡的观念、“三振出局制度”的应用、重刑主义以及死刑的废除等问题,可以看出指导此次台湾刑法修正的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尚有阙如。     

国际惩治战争犯罪历史的研究——从日内瓦法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及未来趋势

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为惩治战争犯罪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前南法庭规约对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但该规约规定国际法庭应优于各国国内法院，超出了国际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削弱了法庭的意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最新发展，在吸收刑法原则、改进管辖权及触发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仍含有理想主义成分，在处理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上也尚待改进。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发展史反映出规范审判组织、增强强制性和优先发展个人犯罪惩治的趋势     

牵连犯数罪并罚问题研究

牵连犯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一种罪数形态,对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比较关注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牵连犯及其数罪并罚原则在国(境)外刑法中的地位,以及对牵连犯从一重处罚或数罪并罚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争论和当前立法与司法中的矛盾的分析,认为在我国应当确立统一的数罪并罚的牵连犯处罚原则.同时,笔者认为,为了对行为人准确定罪处罚,需要划清牵连犯与连续犯、想象竞合犯和吸收犯之间的界限.     

同种数罪处罚原则新说

数罪并罚问题无论是在刑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同种数罪该不该实行并罚更是刑法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 ,在司法实务中 ,大多是把其作为一罪从重处罚的。笔者认为 :同种数罪也是数罪 ,将其实行并罚制更有利于打击犯罪、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也更具科学性。     

国外刑法典中食品安全犯罪的考察及启示

目前,食品安全犯罪问题可以说是刑法学界热议的焦点,在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典中,对它的犯罪性质、构成要件和刑罚结构观点各异。我国在今后的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修改工作中,应将其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以利于分则罪名分类的协调性和体系性,尽快纠正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过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相关规定,应进一步细化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对象与方式;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尽快研究制定食品安全犯罪的预防措施。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不能脱离本国国情

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在亚洲地区同我国相类似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明显偏高，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及更长一段时间的国情。我们主张，面对迅猛上升的少年犯罪问题，适当降低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并设置有别于成人的较轻缓和灵活的法律处分，对犯罪少年的行为和品格进行及时有效地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