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怖与中国国家安全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以及10月7日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军事打击行动，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及世界的安全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也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增加了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如何看待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军事打击，如何认识这一事件对我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应对，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奥巴马能否开创中美新格局？

奥巴马，这个瘦高的非裔男子，一夜之间，颠覆了世界对美国的印象，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在未来的4年甚至8年中，我们将频繁地看到他的脸孔。现在距离新总统就职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入政权交接期的美国仍然是世界的聚焦点。而中国最为关心的，莫过于“改朝换代”之后，美国新总统的对华政策会有怎样的变化。     

美国对朝政策的文化透视 以美国的东方主义为例

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与美国惯有的"优越"传统文化使得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了浓厚的东方主义,其基本特征是人为地构建了美国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某种程度上,这种东方主义文化也影响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美国对朝政策的"单边主义"。中国与朝鲜同属于东方国家,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美国对朝政策的文化意蕴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     

浅析21世纪初美国多元文化外交的现状、特点及启示

综观整个美国外交史,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特征贯穿于美国历支始终.美国文化外交的战略手法和核心架构体系均与其多元文化(multiculture)特征密不可分.21世纪初,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其文化外交在实施主体、手段和目的等方面也产生了多元化的轨迹.这种多元的文化外交模式对当今国际交往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研究美国的多元文化外交,不仅是站在其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看待美国21世纪初的外交政策和理念.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到某种启示,探索这一时期我国文化外交的前沿.这无疑对于健全我国文化安全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战价值.     

建国头七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初步建立

从1949年10月至1956年底,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初步建立的时期。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出现了改造旧文化、旧思想,建设新文化、新思想的历史潮流,这时期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虽然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概念,但从实践上看,建设先进的精神文明已成为新中国建国的基本要求之一。在建国头七年,这一基本要求得到了成功的实施。     

论和谐世界的文化建构

美国在全球推行文化霸权是和谐世界文化建构的最大阻力.一些西方国家为争取和谐世界文化展开了抗御美国文化霸权的不懈斗争,为中国建设和创建和谐文化提供的启迪主要有:中国在创建"双和模式"的过程中要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创生一种新文化来抗御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要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树立温和的中国形象,使文化产业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新增长点,要在创新人类文化发展模式方面有所作为.     

《时代》上的中国面孔

《时代》作为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之一，由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亨利·卢斯和布里顿·哈登筹资6．8万美元于1923年创办，其观点代表并影响着人们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在《时代》创刊至今的80余年里，美国人从未停止过从大洋彼岸远眺中国，回顾《时代》封面上那些在不同的文化底色下描绘出的一个个中国面孔，也许可以让我们对自己进行一次与以往不同的回访。     

奥巴马能否开创中美新格局

奥巴马，这个瘦高的非裔男子，一夜之间，颠覆了世界对美国的印象，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在未来的4年甚至8年中，我们将频繁地看到他的脸孔。进入政权交接期的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而中国最关心的，莫过于“改朝换代”之后，美国新总统的对华政策会有怎样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法宝”——费正清眼中的延安群众路线

1946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中国内战烽烟渐起。就在美国华府大多数军政要员都乐观地认为得到了美国大力援助的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能赢得胜利之际，曾在中国抗戡期间任《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的自修德和贾安娜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客观、全面地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引起了人们对华府政策的一片质疑。     

冷战格局下的突围(下)

撕开经贸封锁的裂口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遏制和孤立政策,除了战争威胁,还有经济上的封锁。西方主流政治家大多不看好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认为新中国没有能力自给自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在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现实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地在经济领域中产生”,“正是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经济上封锁孤立,以促使新中国自内生乱。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西民主建政工作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联系群众以及人民参与管理国家政权的最好组织形式。新中国建立初期山西民主建政工作的深入开展 ,有效地保证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高效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权利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与启示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本文通过回顾和研究新中国初期党在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及其启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这段历史对我们的民族工作至今依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百多年来中国公民政治权利的演进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没什么公民政治权利可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诞生,这为我国公民政治权利的确立提供了政治基础。1954年制定的宪法使我国公民政治权利得以正式确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并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社会主义是中国公民政治权利确立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公民政治权利确立的关键,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程度必须与政治发展水平相吻合。     

新发展理念的历史超越与新时代意义

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是比较典型且在特定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理论,但由于各自的局限而日渐褪色。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具有独特的理论特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再到新发展理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越来越高度浓缩,也越来越完善。新发展理念彰显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新境界,克服了西方发展理论的种种弊端,实现了发展理论的历史超越,为人类社会整体未来现代化的生成提供了无限可能,新时代坚持和落实新发展理念意义重大。     

国家、政党、社会三者关系视域中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探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权力的执掌方式经历了众多变化,从国家、政党、社会三者关系的角度分析党的执政方式,可以把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变迁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从国家、政党、社会三者"应然"与"实然"关系逻辑看,中国共产党仍须继续调整执政方式,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轨道上不断探索。     

建设当代中国的新实学--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新实学来源于中国古代实学又高于中国古代实学 ,是中国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是中华文明活的灵魂。新实学适应中国现时代建设实践和哲学理论发展的需要。新实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化、当代中国建设实践哲学化的产物。关注当代中国的新实学 ,建设中国的新实学 ,新实学就一定能在中国建成。     

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当前在中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目前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充分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并从高度、力度、速度和强度四个维度得到体现。打赢这场战役的力量来源是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立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我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利条件和可靠保障,我们必将打赢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商务印书馆与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建立前后,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私营出版企业普遍面临困境。对此,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政策背景下,1950年商务印书馆通过实行出版与发行分工、接受国家加工订货、调整出版方向等举措,开始了整顿和初步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商务印书馆率先实现全面公私合营,运营机制发生根本性变化,完成了企业的国家化。商务印书馆的改造历程极具代表性,并体现了私营出版业的特点和时代的变幻。     

论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乡村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在乡村的大众化工作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教育农民、重建乡村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结合乡村社会实际,精选马克思主义在乡村传播的内容,通过乡村社会所熟悉的叙述与表达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恰当的转换。在马克思主义乡村大众化的进程中,特别注意与当时乡村社会改造的重大实践结合起来,设计有效的传播方法与路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乡村社会的有效展开,为新中国初期的乡村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和华东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执行差异解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制定了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过程中,地方各大区之间却存在较大差异。中南区和华东区作为两个典型地区,因地方调查情况、领导人思想倾向和基层干部群众经历不同,在执行政策结果上出现较大差异。中南区对富农经济的打击相对严重,华东区的富农经济则保存较好,这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