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问题及其政治特性

农民问题在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并且直接影响和反映了中国政治的某些主要特征。通过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可以看出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一些政治特性。这种关系和特性的体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被动分化与重组中的利益主体、政治与经济转换的工具理性、道义取向与资源配置的矛盾和农民数量多与少的辩证法。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农民问题不可能对象性地解决,这样只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失去意义,中国政治的主要甚至重要的特性必将随着农民问题的状况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及其影响

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从一开始起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它一直受着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国的经济关系一方面随着政治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两国的经济关系发展又表现出某种超出政治因素影响的独立发展的势头。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着政治因素的阻碍。本论文的重点意在分析与对华政策和对华经济关系有关的美国国会政治因素及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 从总体上说,美国国内政治中有三个基本的力量在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中起着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与民主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强有力政权的领导下稳步向前推进.在改革政策上,首先选择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努力的优先方向,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差别很大,因此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成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完全有能力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同时又体现其内部极大差异性的政治社会民主化道路.     

九十年代的中国对外经济政策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与外部世界有着如此广泛的联系,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从来没有如此密切,这一关系也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及其影响

2005年12月出版的《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刊登了罗斯·加诺特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及其影响》的文章。该文对中国改革开放27年来的成绩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和对外关系方面的转变进行了总结,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仍将继续快速增长,但是中国国内政治调整失败和中美关系调节失败可能中断这种增长。作者还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给世界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其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人对幸福的追求: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主观幸福感

文章详细研究了1990—2007年间中国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政治转型对个人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虽然许多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并且有的学者认为集体主义因素是该种环境中衡量个人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但是文章分析表明:中国人在评估自身幸福及生活满意度时,越来越优先选用个人主义因素,因此,在他们对社会的具体描述中,个人主义成分也越来越多。尽管绝大多数有关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国家,但是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来自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此外,对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进行关注,可以让人们深入了解主观幸福感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南非：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在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大国的协商与合作日益加强,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和“治理”全球化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中国与南非不断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国际领域加强沟通、密切合作。两国的关系已经超出双边的意义,而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俄罗斯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前景

在理论上中国的中长期政治发展有三种基本前景。第一种前景,向中国领导人施加更大的内外压力,促使中国政治向自由化方向加快改革速度。这些压力主要有: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取决于美国和欧洲经济;中国内部从物质到精神都同西方紧密相连的寡头集团得到加强,对中国政治领导层中的     

多元制衡：“印太”变局下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澳大利亚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澳关系也自2016年以来经历了重大波折和结构调整。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领导能力及意愿的下降,对澳大利亚所处的国际环境带来了结构性挑战。安全挑战的加剧、国际秩序的变化、经济依赖的失衡,均给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试图在调整其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其他域内国家的关系,通过多元制衡的方式应对风险挑战。在安全领域,澳寻求强化以美澳同盟为核心、以亚太盟友体系为支撑的多元威慑能力;在政治领域,澳试图以“志同道合”国家的小多边倡议为主要机制、以“基于规则的秩序”为核心发挥多元领导作用;在经济领域,澳在稳定中澳经贸关系的同时,追求以亚洲国家为主要经贸合作伙伴的多元融合目标。同时,澳外交战略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对美依附惯性下战略独立性尚有不足;二是外交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斗争。对中国而言,需要在正视中澳分歧的基础上,探索双方利益的交汇点,同时也需将澳纳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改革进程中,缓解澳方战略焦虑,促进中澳关系行稳致远。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下的中俄关系

中俄两国已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双边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形成地区命运共同体,对发展两国经济关系、巩固两国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二者对接的实现需要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以提供物质保证,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是重要的经济基础。中国应利用已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和人文交流机制,减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夯实民意基础。中国稳健的经济活力是实现二者对接的根本保证。     

影响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多因素分析

政治效能感是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的政治态度,农民政治效能感的程度不仅反映了他们与村委会的关系,更体现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通过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发现:其一,农民的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多数偏低。其二,在影响中国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因素中,经济水平并未影响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而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是影响农民内、外在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物质诱因没有构成对农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却构成了对其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负面影响;与干部是否有关系是影响农民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因素。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公共外交：使命与挑战

阿拉伯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安全等领域都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必须借助的重要力量。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符合中阿双方的共同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因此已成为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和努力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阿关系总体发展顺利，特别是“中阿合作论坛”的创立以及“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确立，为双方加强集体对话与协作开辟了广阔前景，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以及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新时期的中阿关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双方必须以新的思维和新的方式加以应对。     

周边战略矿产资源治理合作探析

周边国家对中国战略矿产海外供给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其中两个因素决定着中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安全,一是便利的运输条件,这是安全并及时获得矿产资源的重要保证;二是周边国家在全球战略矿产资源生产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矿产资源合作关系主要受制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因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二是区域外大国与中国的地区博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彼此影响。如何调整政治关系来稳定或促进战略矿产资源贸易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任务。因此,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的战略矿产资源合作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在周边外交中,中国需倡导合作发展理念,通过外交保障、机制设计、通道保障等多种途径实现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积极推动周边合作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发展与共同安全。     

政治渐进主义--邓小平政治改革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原有的集权政治体制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失去了合法性基础.邓小平从经济与政治互动的角度分阶段构建出政治改革理论,分别以民主、效率和稳定为取向.改革后中国出现以渐进式政治转型为标志的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化水平提高,国家法理型权威确立,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导,政治动员程度缩小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有很大的合法性空间,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日关系紧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2010年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购岛议题"使得中日关系紧张气氛持续升级。不同于2005年前后的"政冷经热",现阶段中日关系已对贸易关系产生了显著冲击。对此,我们基于内生结构断点的方法,以2008年第二季度、2010年第三季度为分界点,将2002—2012年中日政治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此期间,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经历了三种状态:较弱、无影响、显著影响。第一阶段,由于政治关系的影响较弱,经济上的有利因素容易抵消政治的负面影响,因此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在第三阶段,政治关系恶化对贸易的影响显著强化,同时经济指标走弱,由此出现了"政冷经冷"。结果还显示:由于双边关系紧张,2012年中国对日本出口潜在损失313亿—318亿美元,日本损失为368亿—379亿美元,高出中国近20%。     

天然气合作背后的中俄关系模式探析

尽管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具有较强互补性,但两国天然气合作谈判并不顺利。本文从经济社会发展、地缘政治两方面分析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考察中俄谈判立场与行为的变化,进而得出有关中俄关系模式的初步结论:第一,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中俄天然气合作的基础,但这一共同利益的构建是个动态过程;第二,地缘政治因素对中俄天然气合作谈判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第三,国家—市场关系共同塑造了前述两个因素发挥作用的方式:中俄天然气合作谈判既要满足经济社会效益追求,也要符合国家地缘政治利益。由此可得出两点启示:一是中国应对当前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有清醒认知,并有必要心理和政策准备;二是在对外能源合作中,中国要重视自身的能力建设,争取更大话语权,并寻求和巩固同合作方的共同利益、加强互信。     

宗教·国际政治·国家利益——中梵关系初论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梵蒂冈罗马教廷断交。此后,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一直处于对立或停滞的状态。其中主要的症结在于"两个中国"问题和中国天主教会的"独立"问题。本文旨在从宗教在国际政治的作用、国家利益等角度,探讨中梵关系的障碍、进展及其出路。     

中非经贸关系不是“新殖民主义”

随着中非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合作的不断加深,关于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论调开始在国际社会盛行起来。事实上,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论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中非关系超越了传统的西方与非洲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模式,走出了一条新型国际关系的道路。为了更好推进中非关系的发展,今后仍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非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全面合作关系。     

中日美新棋局

中日美都是国际性的大国。从经济实力的角度看,美国是超级大国,日本是经济第二大国,中国已超越德国,排行第三,而且马上就会超越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更有人预测,按照现在中美的经济成长速度,在20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美国不仅是经济第一大国,其政治,军事,外交力量,都属一流。而经济第二强国的日本,自从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时有好转,但过去20年来,总的来说,经济还是萎靡不振,还未能踏上全面复苏的轨道。无可否认,日本虽是个经济大国,但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很大程度上还是从属于美国;况且在日本国土上,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日本和俄罗斯之间,还存在着北方四岛领土争端。日本怎能不耿耿于怀?中日美关系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但却是既不均衡也不稳定的三边关系。在中国崛起、美国遭受金融危机重创、日本政局频繁更迭的大背景下,在普天间基地迁移、天安舰事件的影响下,中日美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中日美关系的新棋局上,中国要如何谋篇布局?2010年6月,在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教授林华生的主持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和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教授,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魏志江教授,就以上话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了座谈。     

阿根廷新政府改革措施及对中阿关系的影响

正阿根廷新政府上台后,迅速推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和外交改革措施。从经济上看,回归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新政府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主要方向。在外交方面,实用主义将取代政治倾向,成为阿根廷政府发展对外关系时优先考虑的因素。受此影响,中国与阿根廷的双边关系发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中阿双边关系产生影响,对此中国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准备加以应对。2015年12月10日,随着中右翼政党领导人毛里西奥·马克里正式就任阿根廷总统,该国连续12年的左翼执政周期宣告结束。马克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