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实现策略研究

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领域改革的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是改革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三社联动"机制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其核心的问题包括"三个主体如何产生、每个主体承担何种责任、彼此间如何联动".引入社工、培育社区组织、推行"两务分离"、实行"社区事务工作坊"是"三社联动"的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转型视角下的"三社联动"模式探索 ——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个案

伴随着社区治理转型要求,如何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三者间的有效联动,重塑基层社区治理结构,为社区治理精细化奠定基础,成为社区治理转型的一个突破口.宁波市海曙区通过实施"三社联动"项目,探讨社区参与平台化、组织体系生态化、主体互动制度化的"三社联动"新模式,对于基层社区治理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社联动”机制:理论基础与实践绩效——对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一项经验的分析

自从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机制被提出以来,国内多地在不同程度上对该机制进行了实践探索,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理论基础与实际绩效却探讨不足。公民参与理论和民主治理理论均强调现代公民基本价值与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兼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三社联动"机制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十分适宜且有益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动"三社联动"机制的创新实践,应当基于上述理论基础,贯穿公民参与和民主治理的价值目标和核心理念,尤其应瞄准其核心价值,做好顶层设计,政府自觉放权、放手,积极培育和激发社会活力,扩展居民参与;强化对"三社联动"的财政与政策支持,让"三社"放心、大胆地进行创新实践,全面实现我国城市社区的善治。     

现行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变革探析

社区治理中邻里守望等传统治理手段在获得社会认可的同时,也凸显出社区主体观念意识不强、素质不高以及主体间沟通、联动渠道不通畅等问题。对此,虽然时代背景、国家政策、群众需求共同为社区治理变革指明了可行的方向,即深化多元治理主体的主体意识,完善社区警务基础设施,利用物联网、互联网等现代化治理手段,但在应用现代化治理手段时,仍然存在着"以人为主"还是"以数据为主"的观念冲突和社区主体整体素质不高等挑战。现阶段,应从加强社区主体素质建设、合理规划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平衡现代与传统治理手段三方面入手治理社区。     

我国“三社联动”实践模式梳理

"三社联动"是我国在创新社区治理时出现的一种新模式。"三社"(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中最基础的根本要素,为社会提供服务,是稳固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动力之源。本文通过从"三社联动"的发展背景与概念的提出入手,从我国社区治理体系的实际出发,结合我国本土化的实际发展,在对"三社联动"的总体思路和相关实践进行分析的情况下,试图提出符合我国实践发展特色的"三社联动"模式,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社会理论进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分析。     

工业密集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探析——以东莞市为例

为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转型需要,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东莞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一网全域—村(居)为基本单元、二元共享—权益分层设置、‘三驾马车’—基层党组织统领、‘四社联动’—政府主导支持"的"1234"社区治理模式。以市域治理现代化要求看,东莞社区改革还需从规范服务体系、创新组织体系、健全协同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化。东莞作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代表性城市,其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对我国城市治理具有参照意义。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创新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及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单元,社会治理必须以社区治理为支撑。但目前社区治理普遍存在着多元共治机制尚未形成、缺乏社区规范化标准、信息化建设未与时俱进等发展困境。对此,应当以多元化、标准化、智慧化系统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创新,建立多元共治的治理主体架构、标准化的社区服务体系以及智慧化社区治理平台,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     

社区自组织动员力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有效塑造

作为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社区所有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社区自组织立足居民自治基础上形成的社区关系网络,代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力量。在治理实践环节,主体角色、机制建设、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的症结性问题影响了自组织的能力发挥。治理效能的提升亟需不断提升自组织动员能力,促进社区居民有机融合,让其真正嵌入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塑造中,共同助推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的有效建设。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探析: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基于长沙市岳麓区社区多元共治个案观察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突破口。笔者结合博弈论和"社区治理"的一些前沿理论,以长沙市岳麓区为个案观察,探讨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并提出了要厘清多元主体,优化治理结构;建立多元平台,拓展参与渠道;优化多元服务,提升生活品质等推进现代社区治理体系和构建社区良性生态的建议。     

建设具有浙江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主要阵地。浙江省积极探索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浙江经济社会特点相适应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维护全省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当前,浙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面对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建设具有浙江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综合服务管理水平;建立健全新型城乡社区治理机制,不断激发基层社区活力;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多元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构建完善全省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网;扎实推进"两网融合",着力构建网上网下联动的工作体系;坚持依法治理,努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社会流动人口治理的创新路径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需要推进城市社会流动人口治理的现代化。家庭化移居模式已成为我国城市社会人口流动迁移的主体模式,并且成为流动人口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移居趋势在主体、客体、机制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治"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需要从主体、客体、机制三个方面推进城市社会流动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和转型。只有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流动人口治理体制,才能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思考——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海曙区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成效较突出的主要有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无物业小区居民参与式治理模式,社区、小组、墙门(楼道)"三级联动"模式,以"三社联动"为中心的群策群力模式等治理模式。从海曙区的情况看,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主要存在政府、社区、居民职责不清,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指导,多方力量应有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为此,要构建政府、社区、居民有机协调、良性互动机制,要不断强化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责任,要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要推广"枫桥经验"深化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缘起、现状及转向

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山东北高家庄、珠海井岸镇、广东云浮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研究发现,社区治理组织体制表现为"交叉型"、"互挂型"、"党组织整合型"三种类型;社区治理机制呈现出"村企管理一体化"、"协作式治理"、"支助型治理"三种不同的模式。"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企业与社区具有共生共融关系,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政府在外部起推动与衔接作用。不过,在实践运行中",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社区合作治理动力不足,社区治理功能有限,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在"经社分开、政经分离、产权改革"基础上构建开放性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社企分开"基础上培育公共合作意识,政府引导下形成"政府、企业、社区"合作治理机制,是转型期优化"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升企业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及作用的关键所在。     

从“面向业务”到“面向治理”:社区信息化的未来转向

当前,社区信息化已经基本完成了"面向业务"的建设,而"面向治理"的探索实践还在起步阶段。社区疫情防控是一项以板块为主,条线为辅,且需要与居民普遍互动的综合性治理工作。通过对南京市A、B、C三个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考察可以发现,目前社区已有的信息化建设成果在综合治理方面发挥的功效有限。因此,社区信息化需要实现从"面向业务"到"面向治理"的适应性变革,推进面向多元主体、多部门融合、统筹全流程各环节、同时关注机制体制变革的社区信息化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无讼社区”建设研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

文章以大邑县"无讼社区"建设为例,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视角通盘设计、谋篇布局,探索基层治理法治化内在规律,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强大合力,推动社会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无讼社区"建设的社会价值。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协商治理是一种基于过程、程序、合作、参与、认同为特征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具有农民利益的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多维功能。针对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面临协商治理理念偏差,协商治理的主体结构不优、能力不强,协商治理的内容结构性失衡,协商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协商治理与乡村治理制度的融合、衔接、联动不够等问题,要系统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多元参与机制、规范化保障机制、法治化支撑机制、衔接联动机制,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社区公益服务的体系整合与机制创新

社区公益服务标志着我国社区发展层级的提升,但仍呈现体系破碎、功能紊乱的状态。因此需要努力推进机制创新,统筹公办福利与民办公益两个体系的改革,在同一进程中解决行政化的问题与社会化的问题。借助治理理论提供的思考框架,可寻求一种融合多种制度体系、容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配置资源并且承担更大社会变革使命的社区公益服务新机制。这种新机制以多主体参与为轴心,以建构责任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市场"为要旨,以政府、服务机构、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和基层党组织的适应性调整为基础,以协商性参与、知识整合、体系开放、社会学习为纽带,可组建起一种社区公益服务的大格局。     

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历史必然与机制构建

贫困治理必须依靠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介入。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不仅是贫困治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范畴,也是贫困治理的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这种历史必然,是由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是顺应全球治理模式革新的时代应答,是完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时代选择,是提升贫困治理绩效,满足贫困结构和帮扶需求多样化变动性的时代需要。要开创多元主体多维联动的脱贫攻坚大格局,必须着力构建好切实可行的协同角色认知机制,科学管用的协同理念引领机制,高效运转的协同行为优化机制,务求实效的协同能力提升机制,统筹兼顾的协同利益平衡机制,全面有力的协同文化培育机制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