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工作机制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乡贤的带动。站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起点,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实现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新乡贤为切入点,论述了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各个领域的内在逻辑以及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工作机制,为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协商民主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契合及实践形态

协商民主与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理论契合,协商民主主张通过对话实现共识,进而作出居民普遍认同的决策,其本身就是一种治理形式。为实现协商民主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各地已从协商治理要素的完善、制度资源的整合、党政角色定位及协商治理的形式、技术等方面尝试进行各种创新,协商民主将是我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必须看到的是,并非只有居民参与意识较高及参与能力较强时才需要发展社区协商治理,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完全可以在社区协商治理中不断获得提升。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会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方式,只有农民自己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新的农村治理体制建设能够取得成效需要解决好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坚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二是挖掘地方传统和民间协调能力,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三是建立乡村公共财政,节省乡村治理成本;四是治理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另外,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来促进“三农”的全面现代化。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意蕴,构建适合于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形成多元参与和政社良好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夯实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处理好技术化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由此,使农村社区最终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以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安徽省协商民主为例

协商民主承担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职责。安徽省近几年政协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不断提高,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开始起步,基层协商稳步开展。但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安徽省协商民主还存在一些短板。建立立法协商制度框架,推进乡村、社区的基层协商,培育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实现国家治理方式多元化的方向所在。     

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范式转换——基于赣州、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发展理事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基于江西赣州和湖北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分析,本文发现理事会在改造并利用农村宗族势力的过程中创新了基层民主实践机制,以多元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解决了代表性难题、决策机制难题,以及农民的参与程度问题,构建了一个治理“钉子户”的高效机制。理事会在实践中重构了农民“公”“私”认同的序列谱,具备了“国家授权的合法性与农民自发的认同感”的双重权力属性,既利用了传统的宗族资源,又避免了介入地方“公务”时的不合法困境,推进了两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社区建设。鉴于农村宗族的基础性结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本文认为当前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从革命范式向改良范式的转变,逐步探索建立一种受保护的社会自治权的协商式增长机制,使农村宗族最终成为一种有益于地方社会秩序整合的建设性力量。     

试析我国民主党派参与农村基层协商的问题及对策——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我国民主党派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对于优化农村基层的协商民主,推进农村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民主党派参与农村基层协商存在社会氛围不浓、党派主体性不够彰显以及制度和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推进民主党派参与农村基层协商,必须创新农村基层社会对民主党派的认同机制,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完善和创新民主党派参与农村基层协商的相关制度及机制。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基层协商治理为例

基层协商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基层协商治理的调查,分析协商民主对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基层协商治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张力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场域的多重变革。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不一致,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

新世纪以来,基层协商民主逐步成长,出现了层级推进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机制融合的邓州市"4+2"工作法、"三委"并行的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权力下沉的山东日照农村社区自治协商清单制度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治理过程由单向度管理转向多方互动,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由相互排除转向有效衔接。要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协商的赋权性,培育基层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协商民主视角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紧密契合,其实践在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着主体理性欠缺、参与成本过高、乡土人情局限、机制体制不足等问题。通过培育乡村协商民主主体的价值理性、加大乡村协商民主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持续与创新等路径,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成都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深化路径研究

社区是依法治国战略落地的基础平台。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有助于促进成都的有效治理与和谐安定,有助于促进成都市民法治意识的形成,对成都整体法治化进程意义重大。然而,成都在社区治理法治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建议:完善立法和制度体系,创新"政社互动"实践,全面开展"社区协商",促进"达标服务"落地,切实提高成都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     

治理共同体视阈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县级政协与基层协商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特别是中央作出推进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后,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县级政协从网络构建、工作内容、职能建设都面临重要拓展机遇期。一方面,社会治理迫切需要引入协商理念、协商机制和协商资源;另一方面,服务和参与基层协商是新时代县级政协把握新方位新使命的必然要求。要积极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在县级政协层面要搭建互融互促的总平台,在乡镇街道应打造"政协+统战"协商平台,在村和社区要找准政协委员参与服务"三治"融合的补位渠道(如参与乡贤参事会等)。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和定位;围绕中心大局,找准切入点着力点;注重实效、创出品牌,以点带面开展工作;加强规范化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工作格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新时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以乡镇“中心工作”机制为视角

乡镇"中心工作"机制深刻影响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中心工作"机制形塑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弱化协商民主赖以发展的平等机制,其结果导向的考核机制,对过程导向的协商民主产生消极影响。基于"规划式"治理的"中心工作"机制,削弱了基层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其运动式治理的路径已成为公众参与民主协商的制度化空间的桎梏。新时代要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调整、乡镇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创新等方面优化"中心工作"机制,推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良性发展。     

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探析——以上海宝山“社区通”为例

数字协商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近年来,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在我国各地蓬勃发展。上海宝山"社区通"下的回应模式、打钩模式以及"线上+线下"模式,全面地展现了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时,通过打造数字协商平台、培育居民协商治理能力,进而形成数字协商治理机制,最终推进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数字协商在程序与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数字协商在社区治理中覆盖范围不足、难以深入协商以及配套措施缺乏等局限。未来应当着力加强数字协商制度化建设,以便数字协商能够更有效地嵌入社区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基层协商民主推进边疆村民自治创新研究——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我国广大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村民自治创新了乡村治理方式,推进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乡村治理有效,亟待以基层协商民主机制,为村民自治注入生机与活力。加快协商主体培育、规范协商程序、提升协商质量、督促协商成果转化,确保基层协商民主落细落实,必将为边疆和谐稳定,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乡贤参事会及其在乡村协商民主中的价值分析——以浙江省嵊州市竹溪乡乡贤参事会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呼唤基层协商民主创新,乡贤参事会作为一种新型乡村协商民主形式,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对浙江省嵊州市竹溪乡乡贤参事会组织结构、职能、协商途径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其具有搭建协商平台、优化协商主体、促进政治参与、提升协商实效等正向价值,同时也具有代表性不强、精英民主挤压大众民主、规范化欠缺等负向价值。     

统一战线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功能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国家治理思路和方式的重大转变。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统一战线"的协商民主功能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发挥着协商、参与和监督等作用。在社会治理进程中,协商民主进一步获得了制度化、规范化与实效性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衔接,积极推动着社会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