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公信力的三维视角分析

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反映的是民众对党在政治上的信任关系,其影响因素包括宏观社会环境系统因素、共产党执政系统因素、微观民众系统因素。20世纪以来宏观社会环境呈现显著的民主化、市场化、多元化的特点,民众系统的发展体现出多元化的层级差异、多样性的需求差异以及民众对政治绩效的感知差异等特点,应对环境和民众系统影响因素的挑战,提升共产党公信力水平,要通过培养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制度信任、政治价值信任、公共政策信任以及党员干部信任等途径,最终实现提升党的公信力水平的目的。     

新疆南疆村级组织公信力实证分析

村级组织公信力与民众满意度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村级组织的公信力来源于民众对村级组织的信任和满意程度,是民众对村级组织行政服务的心理感知度。两者在目标、价值导向、责任追求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存在着耦合。基于此,本文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建立了民众满意度各维度、民众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村级组织公信力之间的假设关系。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上述因素的差异性对公信力有显著的影响。在实证调研和资料总结的基础上,从强化村级组织执行力、诚信意识、维稳责任和民众视角提出村级组织提升公信力的对策。     

党的公信力建设问题探析

公信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公信力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加强党的公信力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推进理论创新、民主政治,加大保障民生力度、抓好队伍建设、加强反腐倡廉,为领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论服务型政府公信力的塑造及其实现

政府公信力的水平随着政府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完善,政府改革的时代主题与目标模式决定了政府公信力的理念和实现方式。我国服务型政府改革目标的确立,为构建和实现我国政府公信力提供了新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基础。服务型政府目标模式下的政府公信力应该通过政治的民主化获得公信力,通过行政的法制化维护公信力,通过信息的公开化加强公信力,以公务员的廉洁度巩固公信力,以公众的满意程度评价公信力等一系列崭新的方式得以实现。     

“包容性增长”: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关键举措

“包容性增长”是通过提升广大民众利益实现的公平度来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现实举措.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产生的诸多民生问题,不仅累积大量民怨舆情,更是严重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积极推进“包容性增长”,不断创造机会平等的参与机制,健全政府公共服务体制,保障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预防选人用人腐败的路径

在所有腐败现象中,"选人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为"选人用人腐败"不但会损及党的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更会损及党的执政能力,危及党的各项事业的正常进行.因此,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把"预防选人用人腐败"当做一个核心问题来抓.     

基于行政伦理视角的政府公信力问题探析

政府公信力是关系政府形象和政府治理效果的重要内容,既与民众福祉相关,也与社会稳定相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府政务环境发生了新变化,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行政伦理视角审视政府公信力问题,明晰其价值逻辑、主体逻辑及程序逻辑与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相关性,剖析政府价值实然彰显状况及政府行为、政府程序等影响和制约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行政伦理问题,并提出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对策,对提升政策执行效果和增强广大民众政治认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公信力与现代化改革路径抉择

在亨廷顿现代化理论视阈下,后发展国家政府公信力问题内生于现代化改革进程之中。中国现代化改革进程中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失衡、政府与市场的双轨运行以及集权与分权的权威悖论等两难抉择造成的困境,是政府公信力低下的深层原因。政府公信力低下是现代化改革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现象,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高政府公信力,夯实政权合法性基础,构建政府与公民互信互动的新模式,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对改革路径作出调整。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

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是任何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任何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20世纪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经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西方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是众多因素长期混合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选举、政府本身、利益集团、社会文化以及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原因。为了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满意度,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西方国家采取了多样的手段,开始了塑造“公民性政府”的历程。我国在社会经济改革加速前进的过程中也伴生了一些严重影响政府信任的现象,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政府信任危机的内在症结及其解救的经验措施,对于我们提高政府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晚清宪政改革中的民众参与研究

晚清宪政改革中民众参与的生成既有知识精英的思想准备,又有广泛的阶级支持以及合法性根据.民众参与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组织化程度较高.通过政治参与,民众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国家的改革进程,他们所积累的朴素宪政经验为中国近代的宪政建设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能动力.     

基层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和处置突发事件问题研究

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基层党组织作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处于化解社会矛盾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第一线。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及民众主体意识、权益意识的增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因利益诉求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多发易发态势，     

论新媒体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考验与应对——基于政治伦理之维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借自身信用获得人们信任的能力,其作为政治伦理范畴,政府管理理念、行为及绩效均要受到伦理检视。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在催生公众参与精神的同时,也误导民众价值选择,增加地方政府伦理治理难度,拉高民众对政府的伦理期待,稀释政府公信力。新媒体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伦理成因在于科学有效的网络舆情伦理应对机制、合理的利益诉求机制、严密的信息过滤机制尚未构建。面对集合了多方利益诉求的舆情,地方政府应采取沟通互动、公开透明、务实及时等伦理举措,提升政府的工作效能和公信力。     

改革开放30年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课题.建国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特点就是大搞群众运动;党的执政方式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统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都发生了转变.党的领导方式主要从包揽一切、高度集权向"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从主要依靠掌握人财物实权向主要依靠党的先进件和公信力、从注重个人经验向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转化.党的执政方式从以党直接执政的形式向以国家执政的形式、从主要依靠党的政策执政向严格依法执政、从人治向法治转化.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以“放管服”改革优化大庆发展环境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是大庆市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基本方向。以"放管服"改革的内涵与重要意义为切入点,分析大庆市"放管服"改革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提出大庆市"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论以民族主义宣传调控民众不满情绪的成败条件——基于数学模型的分析

人类历史上,执政者有时会采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转移民众视线以应对合法性危机.但运用此方法会同时增加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当执政者可能无法满足相关诉求时,民众即会产生新的不满.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时,执政者必然要把握尺度,不断通过评估-调整的调控方式将民众不满情绪稳定于最低水平.通过数学建模分析可发现,此调控方式有趋于失序、趋于均衡两种结果,函数弹性差值是调控成败的关键.函数弹性差值又取决于社会信息化程度、社会祛魅程度和执政者公信力几种要素.     

延安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民众对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认同.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法理、绩效、民主以及情感方面积累了重要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其对建国后在全国执政及进一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天津市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实践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放管服"改革事关政府自身变革,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各级政府理应落在实处。天津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天津实践中取得了减少行政审批、加强市场监管、优化公共服务的骄人成绩,这些成绩进一步释放了改革红利,提高了人民群众获得感。     

论社会转型期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的摩擦与冲突、社会利益的分化与组合、价值观念的多元与多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政府公信力现已成为社会转型期民众的普遍共识和一致期待。社会转型期,提升政府公信力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依法行政等多方面进行。     

新形势下广西司法改革和司法公信力研究

广西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司法公信力有所提高。但是,司法改革本身以及司法公信力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可从深化司法改革、规范司法行为、改善工作作风、补齐案多人少和执行难短板、优化司法运行外部环境入手,提升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为营造团结和谐的广西社会生态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百年探索

百年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主题历经了为革命进程提供舆论先导、为国家制度构建确立理论依据、为改革发展奠定观念前提、为民族复兴凝聚价值共识这四个阶段。在这一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呈现的规律性特征是以社会存在为基本出发点、以理论创新为发展牵引力、以民众认同为合法性基础和以"破"中求"立"为贯穿性主线。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既要立足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规律,又要根据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确立主要任务,坚持守正创新、制度建设、人民取向和统筹内外,使意识形态工作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