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视野中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学界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问题的争论历久不衰。在刑事法领域,实体正义乃是刑罚的理想实现,程序正义则是使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获得保障。实体正义的实质是一种分配的正义,因而需要对分配者进行制约。程序正义的第一法则是其可参与性,亦即实体正义的实现应当是个人意志参与诉讼的结果。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既对立又统一,两者实现的最高状态是“和谐正义”。     

认纪事诉论程序正义

现代司法理念包括法官中立、审判独立、程序正义、公平与效率等程序,其中,最主要、最典型、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是审判程序,尤其是民事审判程序,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精神。程序过程具有独立性价值,其本身的正当性是实现实体正当性的前提条件,与实体处于同等的地位。程序正义理论的广泛应用,将有利于“程序工具主义”的淡化和消除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论程序正义的价值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何者为第一性价值的问题,涉及到正义相对于特定的社会的实现程度。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具体国情以及程序正义自身的价值,最合理的选择是确立程序正义的优先地位。     

维护并验证实体正义须严格遵行程序正义

遵行程序正义，是维护并验证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违背程序正义，必然动摇和瓦解整个社会的法治体系，走向实体正义的反面；违背程序正义的实质是执法犯法，树立法律至上权威，铲除执法犯法特权，是在社会治理中走向健康和谐的根本途径。     

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

1950年春开始的“援越抗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援外行动,也是新中国军事介入周边事务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对整个冷战时期的中国东亚政策和援外政策均产生了长远影响.不透彻研究“援越抗法”,就无法完整深入地理解冷战时期中国的东亚政策、援外政策和对印度支那政策的缘起、动力和主要特征.文章作为建国后地区战略史研究的一部分,大致按照历史脉络分别叙述“援越抗法”的起因、根本原则、主要动力及其对中国的印支政策和中越关系的复杂影响,力图完整呈现“援越抗法”的丰富内涵,并论证在革命意识形态、中苏同盟与地缘安全观等因素互动的过程中,支援东亚地区革命运动和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等因素在“援越抗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外援助之道义原则的提出、形成和主要行为模式等,均与此直接相关.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程序规范对策研究

程序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实体权利 通过程序的规范来保障，现阶段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多流于形式，主 就是程序规范的不完善，因此，程序制度的设计会影响实体法律的实效。     

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和优先性

法的正义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统一。程序正义对于实体正义、司法正义的实现乃至人的尊严的维护等具有独特价值。认真研究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和优先性,对于我国"依法治国"策略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越文化品格的浙商精神

本文从越文化的越俗、越艺、越学三大构成要素入手，把握越文化质朴骁勇的心理特征，开疆拓土的价值取向和求实创新的实践努力，分析浙商在文化理念上对中国传统人文品格吸收突破后的原创特质，深层次揭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传承创新的越文化品格对浙商精神的影响力。     

程序正义的法文化考察

程序正义根植于古老的自然法思想,其观念和理论体系起源于英美法系。在中国,由于其独特的法文化而导致了法律观念和制度的缺陷,在讼诉实践中表现出“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确保程序正义的实现,我们应转变诉讼模式,严格执行“诉讼法律责任”,并制定民主、中立、公正的诉讼制度。     

恐怖主义犯罪调查程序与人权保障研究--基于我国《反恐怖主义法》相关问题的探讨

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调查程序面临着保障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行政权与司法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冲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必须对以上三种冲突予以平衡。尤其要重视为过度构建保障国家安全而导致行政调查权力的扩张滥用、实体正义凌驾于程序正义之上，以及忽略司法权对人权保障的救济机制等问题的出现。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在陕西考察期间,专门到农村看望因父母外出打工而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的留守儿童,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心和爱护。     

论高薪养廉与职务犯罪预防

目前,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偏低,适度提高其工资,实行“高薪养廉”确有必要。但由于其只是政府出台的一种政策性规定,归根结底还是要本已不富裕的地方财政来支付,因而,地方政府同时必须裁冗增效,并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化建设。不过,这并不能彻底预防职务犯罪。事实上,高薪养廉的实质应是建立正确的义利观,只有让已嬗变的公共权力回归本位,并进行合理配置和互相制约,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预防职务犯罪。     

以更开阔的视野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学习《江泽民文选》,核心在于从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背景、我们党特定的历史方位和发展任务以及我们当前和今后从事的伟大事业来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     

破除“多予”瓶颈 振兴西部农村

西部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多予”面临多重困境，因此，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多予与搞活结合起来；把多予与少取结合起来；把多予与会予结合起来，才有助于广大农村实现振兴。     

论打击犯罪新机制“更多地破小案”的理念及其意义

在打击犯罪新机制中,手段和方法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理念的转变,即坚持以"更快地破大案、更多地破小案、更准地办好案、更好地控发案"这种理念为指导和目标,尤其是"更多地破小案",才能够发挥出打击犯罪新机制的真正效用。"更多地破小案"是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直接目标,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需要,更是我们党和国家奉行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根本要求。通过一体化合成作战、类案侦查和建设专业打击队伍等方式,坚持"更多地破小案",能够实现"更好地控发案",能够建立和谐的警民关系。     

“宽严相济”视野下对少数民族“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反思

民族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历史上形成的“少捕、少杀,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是正确处理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和司法宽容,在实践中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项刑事政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新形势下,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基石,关注“两少一宽”政策的刑事法律化,丰富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内涵,充分发挥各少数民族固有资源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     

壮大民营经济 实现强县富民

近年来,我县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以陶瓷支柱产业为载体,刺激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构建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格局。至2002年底,全县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30％,工业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8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达50％以上。     

让证人不再沉默--对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拒证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妨碍了诉讼目的实现.应在借鉴国外立法及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通过立法对证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明确规定,建立诸如证人法律保护、证人出庭经济补偿、证人作证豁免权、证人宣誓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浅谈规范民营企业家参与“能人治村”行为

“能人治村”是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途径。本文分析了民营企业家等经济能人，参与“能人治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并指出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方面，应适当关注和重视民营企业家参与“能人治村”，采取相应措施趋利避害，并正确引导和规范其相应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