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国的援助政策

NSC5514、NSC6018/1号文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它们包含了该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则.本文以上述两个文件为中心,参照相关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考察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形成背景和内容,并从不同的角度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特点、影响作一考察.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联邦德国政策新探(1953-1960)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160/1文件和NSC5433/1文件确定了美国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基本政策,杜勒斯是在这两个文件确定的路线和策略方针的范围内展开“压力外交”的。NSC5803文件则是第二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德政策的纲领。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标榜支持德国重新统一,其现实政策却是维持东西德的长期分裂局面、要求联邦德国在西方防务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帮助美国解决国际收支危机。美德同盟关系逐渐由联邦德国的依赖向在某些领域协助甚至替代美国的方向转变。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西班牙政策探微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2/6号文件决定将西班牙纳入共同防卫援助协定体系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这一政策。1953年签署的《美西共同防卫援助协定》标志着美西关系的战略性转变。此后,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渐调整对西班牙共同防卫援助资金的使用原则,积极稳定西班牙政治经济秩序,提出了推动西班牙政治民主化的构想。这一时期美西关系的核心是“美援与军事基地的交换”,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模式的特点。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联邦德国海外援助体系的建立

随着战后联邦德国海外贸易的复兴,联邦德国商界对进军发展中国家地区表示出积极的态度。在美国调整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援助政策的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推动联邦德国参与海外援助计划。然而,联邦德国多以援助为名,行贸易之实。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艾森豪威尔政府强烈要求联邦德国分担美国的海外援助经费。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联邦德国政府态度发生实质性转变,最终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援助体系。     

美国对亚洲不结盟国家态度与政策的变化,1953～1963

本文考察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三届政府时期(1953～1963)美国对亚洲"不结盟"国家的政策的变化.文章认为,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不结盟运动尚缺乏足够的认识.随着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对不结盟运动做出新的评估和认识,对不结盟国家的政策也随之有所调整.肯尼迪上台以后,美国政府从第三世界发展的角度对待不结盟国家,肯尼迪政府向亚洲不结盟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冷战初期缅甸中立外交与美国对缅援助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缅甸的援助活动主要围绕其对缅中立外交的认知展开。入主白宫后，艾森豪威尔对东南亚区域一度奉行整体遏制战略，漠视缅甸独特的中立外交政策和援助请求。随着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以及中苏两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联系的加强，美国逐渐放弃区域整体战略，不仅接受了缅甸的中立外交立场，还向其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在此过程中，美国不断做出“妥协”与“退让”,在援助谈判中便出现了施援国处于被动地位而受援国占据主动地位的吊诡现象。总的来看，美国寄希望于利用援助影响缅甸的内政外交，而缅甸期望通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外援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双方在援助目标上的分歧构成了美国对缅援助的结构性矛盾，也凸显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即美国对外援助并不完全是影响受援国的有力工具，反而会成为受援国试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杠杆。     

美国对日本经济复兴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是美国推行全球冷战战略的必然结果.自杜鲁门政府起,在诸种因素的制约下,该政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最初美国既支持日中有限贸易又主张帮助日本开拓东南亚市场;朝鲜战争爆发后,仅仅强调东南亚地区的作用;及至杜鲁门执政的后期,则东南亚、西方市场二者并重;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首先重视东南亚,最后重点关注西方市场,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这充分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亦是战后美日特殊关系得以巩固的一个主要因素.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ODA政策及其新动向

官方开发援助是一种经济外交的载体,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表现.日本作为一个ODA提供大国,其对东南亚国家的投入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对东南亚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形成过程以及最新动向,对其背后所隐藏的新时代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进行了论述.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援助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对东南亚的援助走过了近60年的发展历程,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对东南亚的援助发展迅速,援助的形式更加多样,成为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关系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人道援助、工程建设、科教与体育支持、人才培训以及志愿者服务等中国援助东南亚的方式,总结对外援助与提升"软实力"和"走出去"战略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对东南亚的援助必将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中国将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更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也必然在地区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中国对东南亚教育援助论析

东南亚是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重点区域之一。近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国际教育援助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在华文教师和志愿者派遣、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少和瓶颈。在新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中国对东南亚的援助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合作,而是要更多地寻求价值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交流和认同。因而,中国对东南亚的国际教育援助具有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机会,作为中国经济权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政策工具,可以对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民心相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

2006年,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开始超过亚洲,非洲成为接受日本对外援助最多的地区。这一变化是长期以来日本对外援助理念、与受援国关系建构以及与主要援助国互动关系变化的反映。本文试图构建一种援助体系的分析框架,并确定了影响对外援助的三组关系: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关系、对外援助与国内政治的联系、对外援助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本对外援助理念和政策的变化正是这三组关系在不同阶段影响程度不同的反映。通过研究发现,日本的对外援助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利益和人道主义考虑的范围,将援助作为外交和战略工具逐渐成为其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的对外援助是援助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这一研究能更好地认识国际援助的发展。另外,日本对外援助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提供借鉴。     

印尼外交政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本文对印尼外交政策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探讨,总结了印尼外交政策研究应遵循的一般规则.     

近年缅甸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许多惊奇的眼光突然间降临到缅甸身上:缅甸会不会是东南亚另一只经济小虎?资源丰富的缅甸如今对外国企业非常友善.人权组织可能会刁难那些同一个不合心意的军人政权进行交易的外国人,但企业家们却担心错过正在迅速成长的商机.西方国家认为,缅甸孤芳自赏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短命的;不喜欢军人政权的反对者坚持认为,缅甸的经济成功是假象;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称:缅甸只有军费不断增长,外国投资并没有增加.但实际情况如何,我们只能继续观察.     

The 1967 Arab–Israeli war: Soviet policy by other means?

This paper considers two aspects of historiography about the 1967 Arab–Israeli war – America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the region – to better appreciate the Soviet role in the outbreak of hostilities, as well as how the war concretized the USA–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and weakened American–Arab relations. Relying especially on research from the Lyndon Johns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oviet officials had little interest in pursuing measures to prevent war during the prewar crisis because the situation promised to undermine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Nakhchyvan,the Armenian arguments and the Allied Powers in 1919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territorial conflict betwe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over the Nakhchyvan region after the South Caucasus came under the Allied control following the Mudros Armistice of 30 October 1918. It analyses the arguments of the Armenian Government submitted to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1919 to substantiate its vision of territorial delimitation between the two republics with regard to Nakhchyvan, examines the positions of Azerbaijan and Armenia and the Allied Powers on the Nakhchyvan problem and assesses the impact of their stance on the settlement of the issue. It argues that the Armenian claims to the region were land-related, being part of the Armenian nationalist aim of constructing an expanded Armenia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Garabagh.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Allied Powers were guided by their own interests while making proposals on the settlement of the conflict.     

论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与日韩邦交正常化

“二战”后日本总的朝鲜半岛政策就是“两个朝鲜”政策。以此为前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具体对韩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战后复兴阶段的日本,为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认识、韩国对日请求权、日韩渔业纷争、在日朝鲜人等问题上对韩采取了强硬政策。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日本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及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的角度出发,搁置日韩在殖民统治认识问题上的争议,迅速着手解决影响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韩国对日请求权问题和日韩渔业纷争问题,实现了日韩邦交正常化。     

越南对外贸易:2007年回眸与新一年展望

2007年是越南人世后的第一年,其出口达480多亿美元.外贸发展是拉动越南经济以8.5%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逆差仍然居高不下,但越南外贸规模有所扩大,商品结构的调整也在向积极方向转变,出口活动的主体趋于多样化,这些都表明2007年越南外贸成绩显著.2008年越南提出出口要达到580亿美元的目标,随着政府的进一步重视以及外贸促进计划和具体措施的逐步落实,越南外贸将在新一年里取得更大成绩.     

“曼陀罗思想”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影响:战略文化的视角

战略文化对一国的外交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印尼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深受印度教和佛教等宗教文化的影响,这其中就包含"曼陀罗思想"的影响。"曼陀罗"是指一种同心圆的结构,由核心与边缘组成,其变化由核心决定,并延伸具备了一种战略文化的内涵。本文对印尼自建国至今历经的外交政策进行整体分析,认为其外交政策变化深受"曼陀罗"这一战略文化影响,在其历经的苏加诺、苏哈托、后苏哈托等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曼陀罗"结构,并且由于不同时期外交政策的核心不同,其边缘也发生了变化和延展。从战略文化视角对"曼陀罗思想"等进行理论和案例分析,不仅有利于理解印尼的外交政策,而且能够为中国对印尼政策提供相关政策参考。     

论中国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雏形是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中的不附加任何条件原则。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援外体制改革,期间曾表述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只字之差,反映了中国援外政策的变与不变之道。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原则以及经济发展的内在性要求,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理论基础。西方国家之所以歪曲和批评这一原则,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猜忌和遏制。着眼长远,中国援外的国际化道路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在变与不变之间,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仍将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2014年菲律宾政治、经济与外交形势回顾

2014年,菲律宾国内政治局势因为"猪肉桶案"而引发剧烈震动。众多参议员、众议员和政府高官被爆出贪腐丑闻。阿基诺因为"支出加速方案"被裁定违宪以及通过修宪以实现连任的企图而受到多方指责。经济形势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成果无法惠及普通民众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困境。菲律宾将中菲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的程序仍在继续。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关系的增强进一步刺激了菲律宾敢于继续恶化中菲关系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