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协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之道

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为社会组织协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协商促进多元协同治理新格局形成、提升民主化程度和增强了协同治理能力。社会组织协商在实践中具有发展迅速、发展程度不均衡以及发展形式多样的特征;面临协商意识层面、协商程序层面、协商渠道层面以及实际协商层面的困境。本文从培育协商精神、完善法律保障、拓宽多元参与渠道和提升协商能力四个维度破解社会组织协商的实践困境,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地方参与式预算的实践经验、问题检视与破解之道——一个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分析视角

作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一种有效实践形式,参与式预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程中合乎逻辑地产生并不断发展起来。近年来,各地在积极试点参与式预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温岭模式、无锡模式、盐津模式、顺德模式等实践模式,为改革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提供了经验借鉴,促进了地方财政预算的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进程。然而,当前各地参与式预算在协商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着政府主导下的非均衡参与、监督缺位下的软性约束、地方创新下的非常态、单一支撑体系下的难持续的掣肘等问题,亟需推动协商主体从政府主导向纳税人主导、协商程序从软性约束到科学规范、协商制度从地方多样到宏观建构、协商条件从单一支撑到体系建构的转变,以努力提升我国地方参与式预算协商民主的科学化水平。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关于“民主恳谈”调解民间纠纷的个案研究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正面临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困扰,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纠纷,一直考验着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智慧与能力。在今天民众不太习惯通过法律解决纠纷的情势下,地方政府及时创新化解机制并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显然是一个明智之举——自身既可以第三方的身份超然于事外,又可以负责任的精神置身于调解过程之中。当然这取决于地方精英对协商民主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也取决于当事人对协商民主的认同度。2013年,温岭市松门镇运用"民主恳谈"调解一起民间纠纷案,就是协商民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成功案例。本文试图通过对案例背景、过程、结果的概述与分析,指出协商民主视野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变革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走出这种困境的建设性思考。     

地方立法协商形式探讨

地方人大和政府在立法中强调协商的重要性,不断探索立法协商模式,形成了地方人大组织的立法协商模式,地方政协组织的立法协商模式,地方政府组织的立法协商模式。它们通过书面协商、网络立法协商、会议立法协商、立法调研等形式来推动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促进了中国政治的法制化建设。虽然这些形式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地方立法协商的质量,但还有很多不足需要我们注意,立法协商理论的欠缺、立法协商制度的不健全、立法协商主体的矛盾、立法程序的不规范、协商反馈和评估机制缺失,都严重影响着立法协商的程度、质量和结果。     

地方政府为何选择协商治理?——以邻避冲突为中心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协商治理成为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主要方式，具有明显的示范扩散效应。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以27个邻避冲突案例为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邻避冲突消解中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形成机理。媒体关注、公众诉求、舆论热度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必要条件，行动策略和部门注意力则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充分条件，不同条件组合主要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政社联动型三种不同的驱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是压力回应机制、组织学习机制和治理竞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邻避冲突拓展至一般性公共治理领域，应重视协商治理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价值，使其服务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     

政府决策协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政府决策协商是政府实施公共事务管理、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与整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首要环节和重要手段。开展政府决策协商,对确保经济、社会的协调有序发展,促进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政府决策协商还存在一些问题,应通过提高认识,明确决策协商主客体及内容、构筑协商平台、建立决策协商保障机制、建立决策责任制度、发育社会组织、加强舆论宣传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政府决策协商。     

基层维稳中的协商民主:价值及其实现

体制转型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基于利益矛盾导致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维稳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在民众与地方政府对社会冲突的异向认知境域下,协商民主可以使得民众与地方政府做到经济上的牺牲或让步,并使双方达到程序性的同意,通过将程序性同意上升为普遍利益,最终解决了利益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但必须考量启动协商的主体、时空等条件,在理性选择协商代表下实现充分的讨论,才能发挥基层维稳中协商民主的应然价值。     

我国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协商提供的得与失——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探索

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以及政府某些行为的外部效应,地方政府辖区间衍生了大量公共服务协作提供问题。这些问题依靠单个地方政府往往难以解决,必须寻求毗邻地区地方政府的集体协商与合作治理。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协商提供是指由各地方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参与者构成的协商主体,围绕一定的合作议题,运用一定的协商手段,协商提供公共服务。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合作走在全国前列,探索其协商提供公共服务所取得的经验,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     

基于社会建构的我国地方政府决策模式转变

政府决策的模式设计主要分为：基于威权的管制决策模式、基于技术分析的理性决策模式、基于调适的渐进决策模式和基于多元参与的社会决策模式。理性决策模式和渐进决策模式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主要模式,但决策中仍带有管制决策的色彩,决策技术理性仍然不足,而社会决策模式发展严重不足。随着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公共管理环境的变迁,地方政府要从民主治理和协商共治的视角完善社会建构,从而转变决策观念、创新制度机制和促进公民参与,实现地方政府决策模式的转变。     

主体有效互动:乡村协商民主良性运行的关键

乡村协商主体是个体农民,乡村协商民主良性运行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协商实现对乡村选举民主的有效补充,推动乡村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保障乡村监督实质化。但是,乡村协商主体在互动中存在诸多困境,主要是:公共理性缺失与个人利益滞留、平等协商不足与精英操控极化以及公共空间萎缩与协商成本增加。进一步优化协商主体互动的路径在于:调整利益结构,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政治文化,促进参与制度化;重构公共空间,发展非政府组织。     

法律家的作用及其发展中的困境

法律家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和法治的演进,并进而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民主化进程。然而,中国的职业法律家在与政府合作构建法制社会中还存在着诸多困境,需要在加强业务素质的同时,借助政府权威,以达到法律家知识权威与政府政治权威的共构,最终达到双赢的目的。     

中国协商民主的层次性——基于逻辑、场域和议题分析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中国协商民主的多层次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和界定。本文按照协商民主发生的逻辑、场域和议题,将之分为三个层次:政治协商、政策协商、社会协商。政治协商主要以多党合作制度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作为实施载体,执政党就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国家领导人的产生等重要议题与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展开广泛协商。政策协商主要是就政府部门的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议题与群众展开协商,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实现公共行政的规范化和程序化。社会协商是指在城市和农村的基层自治范围内社区居民或村民就本社区或本村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和协调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三个层次的协商民主按照各自逻辑开展与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也是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应有之义。     

英国布莱尔政府时期的地方民主探析

英国的布莱尔在他的三任执政期间,不遗余力的推动英国民主化的进程,尤其是地方民主的复兴.加强公民协商与参与是布莱尔政府第一任期间推动地方民主复兴的核心.以此"能够创造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社区,通过平衡中央、地方以及公民的关系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影响变量与应用限度

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应用与实践。参与式治理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直接参与,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增强合法性与公信力;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影响决策与资源分配,同时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获得治理优化。参与式治理受到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其应用限度,最合适的舞台在地方,从参与式预算到社区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面。各地的参与式治理实践获得明显成效。参与式治理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推动未来的参与式治理的深入发展。     

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设施选址困境的治理路径——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厂为例

近几年,我国邻避设施选址陷入社会需求和公众反对的困境,根源在于多元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政府常用的"封闭决策,事后维稳"的治理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邻避设施选址困境问题。协商民主承认和尊重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并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达成共识,为解决邻避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正是基于协商民主的理念,杭州市政府构建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开放协商的决策机制、平等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和理性包容的互动机制,从而使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厂走出选址困境并得以在原址重建。这为我国邻避设施选址困境治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制度、利益和风险:地方公共事务选择性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基于滨州市棚户区与城中村改造的比较

协商治理是随着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而出现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协商治理的方式,总体上是地方政府的一种选择性治理方式。制度、利益和风险是影响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主要因素。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包括协商民主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利益是重要驱动,各参与主体要在权衡利益得失后选择是否协商。风险是当前需要关注的现实因素,特别是公共事务与社会稳定间的关联。协商治理将成为公共事务的日常处理方式。     

协商民主与中国政治发展

协商民主制度是党在总结国内外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它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有效运行,需要法治社会的建立,因而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协商民主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研究

协商民主作为特定政治共同体中平等的政治主体的民主实现形式,可以促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增进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政党协商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场所。民主党派可以通过人民政协实现与共产党合作协商,履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应通过健全政协平台,完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     

当代中国行政协商:价值、实践与制度化构建

行政协商是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和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有利于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当下我国行政协商还存在着行政主导成分比较多、组织程序不够规范、整合机制不够完备、协调机制不够健全、覆盖面比价狭小等不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四个"有机平衡"上加强行政协商制度化构建:坚持行政主导与平等协商的有机均衡,坚持社会组织与政治秩序的有机均衡,坚持层级需求与上级管理的有机均衡,坚持协商试点与协商推广的有机均衡。     

拓展协商民主新领域——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协商民主

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协商民主是拓展协商民主新领域的重要策略。实施好这一策略,除了非营利组织的积极努力外,还需人民政协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三者密切配合、齐心合力,非营利组织的协商民主建设才能取得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