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证据取证的滞后及其规范

电子证据在案件中发挥重要的证明作用,但在电子证据的取证中,存在着立法滞后,检验机构不完善,缺少高素质的取证人员,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取证技术和取证流程标准等问题,削弱了电子证据的证明力,阻碍了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应针对电子证据取证中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取证机构、人员、技术、流程等方面探讨规范电子证据取证的方法,为电子证据取证的标准提供理论参考.     

关于计算机犯罪取证局限性的探讨

面对计算机犯罪类型不断增多,犯罪领域不断扩展,计算机取证已经成为打击计算机犯罪的关键步骤。电子证据具有不同于其他证据的特征,因此计算机犯罪取证也不同于传统的犯罪侦查取证。深入研究计算机犯罪手段、计算机犯罪取证手段、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及计算机取证涉及人员等,对预防和控制计算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贩毒案件侦查取证的困境与对策

在互联网发展驶向快车道的同时,网络犯罪也伴随网络社会而产生且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网络贩毒作为传统贩毒犯罪网络化的新方式,具有网络犯罪和毒品犯罪的双重属性,已经成为高发犯罪类型。由于网络犯罪的特殊性,案件侦查越来越开始依靠电子证据定案。但是电子证据具有易删除、易篡改、易丢失等特性,这就给网络贩毒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带来困难,应通过完善取证手段、开展警务合作、设立专业机构、完善立法等方式予以解决。     

电子数据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的运用——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阈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电子数据独立的证据资格。电子数据证据(简称电子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起到了作为证明犯罪的关键证据、辅助证明犯罪事实和手段、帮助发现犯罪线索、突破案件等重要作用。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电子数据证据的特殊搜查和扣押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等问题,故需在立法上加以完善。电子证据取证须符合合法性、及时性、全面性和比例原则,并采取特殊方法予以收集固定。     

论经济犯罪侦查中的电子证据

信息化时代，经济犯罪侦查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越来越多，电子证据在侦查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然而，电子证据在法律上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取证程序没有规范，给经侦办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要提升电子证据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作用，需确定电子证据的法律规定，明确电子证据的取得程序，同时要对经侦民警进行必要的电子取证培训，提升电子取证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涉及电子证据的经济案件的顺利侦办。     

侦查取证论略

侦查取证是指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固定、收集证据的行为。目前我国的侦查实践中,取证的客观性、合法性、结论的唯一性等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反映出人们对侦查取证的对象存在模糊认识,在取证观念上存在误区。应强化科学意识、程序意识、证据审查观念和证明意识,以提高侦查取证水平。     

计算机犯罪的侦查取证

计算机犯罪案件侦查的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准确地获取有关证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计算机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取证时除了运用传统的方法之外,还要运用先进的计算机相关技术和工具,并做好取证前的准备工作,搞好计算机犯罪案件现场的勘查和电子证据的提取以及电子证据的保全等。     

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中的现场取证——兼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国际警务合作现场取证的要点

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证据形式多样化且多为电子证据,特别是在跨国(境)联合侦查中,法律制度不同,侦查方法、技能、语言不同,现场取证活动往往面临较大困难。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的现场取证,首先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详细查明现场情况、加强跨国(境)联合侦查中双方的协商沟通、做好现场取证的物质准备;现场取证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很可能逃跑或毁灭证据,侦查人员应采取措施控制现场及犯罪嫌疑人,同时,为确保证据的有效性,必须规范实施取证活动。     

审判中心视角下侦查机关的证据供给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从表面上看是强化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实质上是强化证据的审查和判断,严格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和直接审判原则是其题中之义。侦查机关承担着收集证据的重要职责,其证据供给质量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的运行状况。从证据审查实践来看,侦查机关取证问题主要集中在取证不全面、取证不规范和取证不严谨三个方面。侦查机关证据供给乏力存在多种证据表现,包括笔录类证据制作、书证提取、讯问、鉴定检材的提取和邀请见证人制度等方面。为了强化侦查机关的证据供给,需要围绕证据审查制定举措。除提升侦查机关全面取证、规范取证和严谨取证的自觉性外,还应当加强侦查人员以外的外部审查,通过创新证据审查机制来保证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供给质量。     

非法使用“伪基站”设备案件侦查取证研究

非法使用"伪基站"设备案件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形式,侦查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困难重重。因此,本文从非法使用"伪基站"设备犯罪案件的特点、取证难点等方面入手,提出了从证人证言、嫌疑人供述、鉴定勘验、电子证据、视听资料、相关物证、其他证据等七个方面加强侦查取证。针对侦查办案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加强合成作战、注重办案细节等注意事项。     

浅论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而我国在此方面没有相关立法规定 ,实践中律师和侦查机关常因此发生冲突。建议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但同时应在法律中对调查取证权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必要限制。     

侦查取证的缺陷及其矫正

证据是刑事侦查的核心和刑事诉讼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侦查与刑事诉讼过程就是收集、保全、审查判断及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惩处犯罪的过程。目前,刑事案件办案质量不高、侦查取证效率偏低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既有侦查人员证据意识薄弱的因素,也有侦查机制和诉讼结构存在缺陷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侦查取证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及其相应对策的角度出发,提出强化侦查人员证据意识的途径以及推动相关立法、诉讼体制改革与完善的一些分析与思考。     

关于新刑诉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理解

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有新的规定.解读这些规定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内容:技术侦查措施的含义及其特点、种类、技术侦查措施与常规刑技措施的区别;技术侦查措施的三个适用范围、一个适用环节、三个适用对象的立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控制原则、使用主体、批准与决定主体、执行王体、审批程序、监督机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的条件、证据材料使用规则.     

目的考量或者事实推断——搜查实体要件的实证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从立法上看，目的正当性即为搜查的实体要件。实证研究表明，侦查人员持证搜查的情形并不多。在《呈请搜查报告书》中，侦查人员所说明的仅仅是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以及证据。审核与审批人员在对申请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更多的也只是关注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证据。由于立法对搜查的实体要件设定过低，在缺乏一个有效的外部程序控制的情况下，可能会存在搜查措施被滥用的危险。     

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诉讼结构的制约及缺乏法律规定,我国尚未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为维护司法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抑制警察非法取证行为,有必要建立完善该制度。可从把握作证范围、完善立法、保持理性等方面构建。     

古代证据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折射

在行政司法合一的社会制度中,官方取证的职权意识强烈,刑讯逼供、亲属相隐等取证意识随之形成,在息讼、畏讼状态下,民众证据意识缺失。这些观念以传统文化的形式得以保留,并对现代中国仍然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中国诉讼制度中职权主义证据意识仍然具有影响力,厌讼意识和法律的缺失共同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为此,必须从立法和公众意识等方面,强化证据观念,对传统证据意识进行批判地继承,以期促进法制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洗钱罪及其防范

近年来,国内外犯罪分子在我国领域内的洗钱活动越来越猖獗,犯罪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犯罪后果也越来越严重。由于洗钱犯罪通常具有跨国性、隐蔽性等特点,往往涉及多个国家的不同司法体系,存在司法管辖上的“涉外因素”和“灰色区域”,致使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更加艰难;又由于该罪立法上存在缺陷、防控机关间缺乏协调、国际间协作有待加强等因素,造成了对洗钱犯罪打击不力。因此,必须根据当前新形势的发展完善洗钱立法,密切国内外防控机关间的合作,以加强洗钱罪的预防和控制。     

浅论警察圈套的界定及其刑法规制

我国在立法上没有引入警察圈套这一概念,对警察所实施的圈套行为还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警察圈套是指拥有法定侦查权限的国家司法机关,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在法定或特定情形下诱使侦查对象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特殊刑事侦查方法.警察圈套目前在我国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等问题尚待确定.通过对警察圈套的立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警察圈套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策略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浅议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

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这必然给司法实务中处理此类问题带来诸多困难。因此,本文试从赃物的概念入手,通过对国外关于赃物善意取得的立法例、我国相关立法和学说进行分析,提出赃物有适用善意取得的空间,从而平衡财产权利的动态保护和静态保护,实现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和民法公平原则的和谐统一。     

对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过于简略。通过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行为、贿赂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犯罪主体、回扣和手续费的分析 ,建议通过立法 :1.将索贿罪与受贿罪分离 ,规定不同的量刑幅度 ;2 .将索贿罪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或物质性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3.将斡旋受贿罪独立 ;4 .另设职前受贿罪与职后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