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常态化：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

当前，一些地方维护稳定工作仍然呈现出运动式治理模式，存在一种明显的非法治化倾向，形成一种“越维稳社会越不稳”的悖论。培育与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以法治促稳定的良好制度环境，以行政复议为主导促进社会稳定，以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以司法公正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是社会稳定常态化的必由之路。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国家治理制度化的再思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方式上发生巨大的变化,其重要的标志是执政党反复强调＂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制度化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梳理国家治理的模式与概念,分析我国国家治理制度化的现有条件和基础,提出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制度化的思考。     

法治视阈下中国执政党治理问题研究

执政党树立法治取向,是从传统党的建设向现代政党治理跃升的重要指向。中国执政党治理的相关问题必须置于法治视阈之下加以深入研究。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大体可以归为间接型和直接型两大类型。中国政党制度下,执政党建设状况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那种政党与国家间接型关系要更加显著。改革开放后执政方式转换需要在政党治理上作出回应。政党治理不能拘泥于自身范围的单向思维,政党、国家、社会的复合结构要求执政党调整内部治理的方略。政党与国家直接型关系下紧密而适度分离的原则,对中共转换执政方式和自身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法治视阈下中国执政党治理必须处理好执政党的主张与国家意志、党的制度化建设与国家法治化、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党的领导者个人意见与权力公共性等重要关系。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机制

法治中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指向。从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进程来看，法治中国建设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和成就已然转化为实践层面常态化、系统化的机制体系。具体表现为关注法治理念普及化的理论教育机制、聚焦法治理念规范化的制度化机制、专注于法治理念践行的行为化机制和侧重于以“三治结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统筹协调机制。这四种实践机制交相互构，共同形塑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的实践体系。     

着力优化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功能

中国地方政府是地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对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极为重要。，在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展开科学执政、民主行政与理性施政，以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平抑公共；中突、保障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优化地方政府治理，就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民主治理理念，强化“法治行政”的制度化治理素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整体性改革，优化利益均衡实现的公共政策过程，提升政府综合治理的技术化水平，建设具有公共协同性的行政文化。     

人治与法治的历史碰撞与时代抉择

法治和人治问题的历史碰撞与理论交锋延绵千年。在中华文化中,人治论占据统治地位;在西方传统中,法治论构成主导理论。人治可能表现为德治、君主专制、宗教专制三种治理模式;相较而言,法治建立于制度权威而非个人权威的基础上,因而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略。     

西部大开发:平衡协调论的一次伟大尝试

西部大开发的法治保障同样存在着“路径选择”问题，但经济法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导法治保障。立足于现代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本质，对西部大开发中特殊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应改变过去国家全面强制的方式，坚持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宏观的、适当的、间接的调控模式，并以此为基点加强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法治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的示范机制：生成逻辑、基本构造与优化路径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自发地形成了法治政府建设的示范机制。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机制生成的历史逻辑，遵循“权力型轨迹”和“社会型轨迹”两条路线；其理论逻辑受“示范效应”和行政自制的影响；其基本构造包括内生动力、行动逻辑、保障体系这三个要素。在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机制的优化路径上，宜将示范创建工作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从地方利益回归法治初心，找到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最后实现由法治政府迈向法治国家的理想目标。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分析和实践完善

目前着力开展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还面临着认识不清的困境，有必要探究其内在逻辑以明晰其面目。理论依据要解决“为何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因应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具有深层次的实质法治、国家治理、检察功能、能动检察的动因和需求。制度定位实际是解决“为何能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依托行政诉讼监督开展，是行政检察职责的组成部分，属于工作机制层面的安排。实践完善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实践中已形成类型化的化解模式，还要探索和创新化解范围和方式，以期尽早实现规范化、定型化。     

法家“法治”论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各学派为我国古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提供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其中，法家“法治”理论自成体系，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现成的治国思想指导。文章通过客观认识法家“法治”理论的内容，考察其在中国古代治理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挖掘其对我国国家治理制度化可借鉴的合理成分。     

参与和协商:地方治理现代化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如何实现地方治理的现代化。没有地方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会落空。站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现代化总目标起点上,需要弄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变迁过程;选取公共政策过程的视角来客观审视这一地方治理现代化能力;建立问题吸纳型的地方治理决策模式和打造开放参与型的政策体制;探索制度性分权的民主治理经验,实现合作协商型的地方治理,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村民自治与大学生村官成长机制研究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大学生村官培养模式包括中央组织部门主导和地方组织部门主导两种，前者已上升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决策，而后者则停留在地方政府的零星探索状态。两种模式具有许多共同点，如村民自治干部危机背景，培养对象投身乡村治理积极性不高，培养取向重知识轻思想政治素质等；也具有明显的不同，如培养的主管部门不同，受重视程度不同，影响变量不同，培养效果不同，与村民自治兼容程度不同等。二者在实践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的做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总体来看，大学生村官与村民自治制度存在严重脱节，亟待在三个方面实现制度化：建立统一的大学生村官培养工作体系，加强大学生与村庄治理的融合，促进大学生村官与村民自治的制度衔接。     

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

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转型,实现社会发展和良性运转,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通过分析和评估社会治理发展的政策脉络和演变逻辑,以及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与创新,可以看到,"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发展模式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国家角色的转变与主动变革。当前,社会治理的发展已显现出制度化、法治化的趋势,但并没有真正成型。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缓兵之计"或"权宜之计",而是兼具制度化与策略性。未来中国社会治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关键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转变,从而积累社会治理的积极因素,推动社会治理的有序发展与良性运行。     

中国法治竞争的第二波

法治竞争是政府主动开展法治建设、争创更好法治环境的行为,由政府的招商引资所引发,在我国已经存在多年。营商环境建设掀起了中国第二波法治竞争,使得竞争规模从地方之间上升到国家之间,竞争内容从针对特殊主体的法治保障升级为针对所有市场主体的法治建设,竞争方式全面引入了指标治理,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波法治竞争。第二波法治竞争主要发生于经济领域,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他领域的法治建设可以借鉴其经验,开展实质法治的建设,采取国际指数评估、国内绩效评估、第三方评估互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指标治理的功能。     

“法治乐山”建设的现状调查及对策探析

地方法治建设是国家法治建设最前沿的探索和实践。各个地方的法治建设只能依赖于以法治国家为整体目标,结合地方自身实际开展具体的、实践性探索。不断加强地方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努力提高"法治乐山"建设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加强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建设,积极培育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和法治意识,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法治化。     

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视角

党的第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自从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以来，近几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开始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和效果。但由于受过去政府管理模式的惯性影响，以及现阶段我国公民社会基础比较薄弱，缺乏完善的法治秩序和市场秩序的现状来看，要走出管制型政府模式，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还须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公司治理模式与独立董事功能的匹配

采用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在于强化董事会的功能。公司治理模式存在三种典型模式:家族监控型治理模式、内部监控型治理模式和外部监控型治理模式。研究独立董事在不同治理模式中的功能定位,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功能。在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并能有效地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首先应该解决“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两个方面问题。     

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提高

十八大报告首次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面对国内多元化的价值诉求,错综复杂利益矛盾,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加强这一能力建设必将会对我国今后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社会长久繁荣稳定的维护产生深远影响。     

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需要新思维

天主教非合法组织是我国宗教领域的敏感问题。我们在过去处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正确措施，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但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必须把它放到整个国家的伟大变革和社会的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进行．即法治已替代伦理、宗教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宗教管理已从“意识形态角度”走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宗教本身则将从上层建筑逐步走向“第三部门”。因此．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务实的新思维是：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通过法律手段．使其从非合法状态走向合法状态。对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应执行“阻疏结合，以疏为主”的策略。在处理中梵关系上，特别是主教任命问题上．中国天主教会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