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局限性

中国是世界最早制定成文法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君臣共操，刑无等级，以刑去刑，构成了我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但中国古代又是一个典型的“非法治” 国家，传统法治思想的主要局限是缺少“民主的法制化”理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治民工具。     

依法治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充分体现了全党的意志，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上升到了国家的意志，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完善和发展。这一基本方略的确定和提出，不是哪一个人、哪部分人的主观臆断，也不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党和国家在我国即将跨入２１世纪的关键时刻作出的一个重大的英明决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古代社会———盛世与“法治”紧密相联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建法立制、…     

法家法治思想辨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法家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以法治国＂。历代的很多政治改革家也为实施以及发展法家的法治思想付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甚至为实施国家法制变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否认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本文首先论述了法家法治思想的体系,继而分析了其优劣势,最后本文结合当今现实阐述了法家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依法治国与政治文明

一、依法治国与政治文明的提出。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论,关于它们之间的对立与争论,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为国以礼”的思想和以法家为代表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从理论上讲,这种“重法”思想和现在的“法治”是根本不同的概念,但它毕竟有法治概念的萌芽存在。     

试述先秦的“法治“理论

本文将先秦法家的法治理论概括为四个支柱,指出其“法治”之前提是人治。其依法治国思想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     

中国先秦法家的法哲学思想初探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对我国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法哲学思想方面,法家为中国古代法律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比拟的贡献。     

浅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想与当代的依法治国

“法治”的理论,中国古代最早是由春秋时期法家的先驱者管仲提出的,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说明法对于人,就像度量衡对于物,是唯一的标准,并最早指出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管子·七法》)的原则。其后,战国时的商鞅、韩非子等人对“法治”思想进行了发展和实践,使得“法治”理论,也即是古代的“依法治国”理论逐步系统化。商鞅就明确提出:“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对任何人都“不为损刑”,“不为亏法”(《商君书·赏刑》)。后来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时代特质及实践意义

自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以来，其理论内涵和思想体系就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治国理政思想、法治思想、精准扶贫思想、对外开放思想和全球治理思想。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是指导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方针，也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方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根本上说囊括了法治指引理念、法治人民理念、法治道路理念、法治治国理念和法治治理理念等多个理论架构，坚持专注体系建设这个核心要素；坚持牢握制度建设这个根本保证；坚持中国特色这个本质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不仅体现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还体现在对法治人才培养的引领，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保障。     

法家法律思想概说及其现代启示

法家作为我国先秦时期一大家,其思想对当时乃至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是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法家思想包括了政治法律等治国思想,对法家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对我国现实的法律实践有着可以现代转换的启示价值.法家的法律思想系统地阐述了法治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主要功能、运行机制及价值目标,对待这传统法律资源我们应认真审视,对其中的合理要素予以继承,消极要素予以摒弃.     

略论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文章从以法治国,反对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特权思想;“明法去私”反对以私害法思想三方面,论述了法家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在当前改革开放时期对实现依法治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中的借鉴价值。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