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是指非法获取的证据,包括实体上和程序上非法获取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刑事制度进入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基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地位和职能,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即预防非法证据的出现、弥补一元庭审模式的缺陷、实现司法正义。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的作用,应当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规则的程序。     

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需要和必然产物。该《规定》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程序,奠定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基础。《规定》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规定了审查程序的启动、举证责任的分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具体制度。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契机

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刍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证据法学理论的思考

基于证据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审判阶段适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区别于其他诉讼阶段国家专门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刑事司法行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以审判阶段为中心设定的证据法规则,检察机关审查证据的司法行为也将受到其制约.从证据法学的角度理解何谓“给审判案件的法官制定的游戏规则”,是检察机关正确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取证行为威慑作用的前提;同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公诉工作的应对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带来的挑战,公诉部门要提高认识,探索建立配套的机制和制度,内外联动形成合力,坚决遏制非法证据,在非法证据排除之诉中占据主动,进而保证公诉案件质量.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按照非法证据种类和多元利益衡量法的双重标准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应当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理分配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但是要降低证明标准并建立相关的辅助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应当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庭前审查和法庭审理四个阶段中建立起检察机关、法院依职权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和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刍议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介绍国外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适用情况及我国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状况的基础上,时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进行了设计.     

加拿大排除刑事证据的自由裁量制度及启示

加拿大法官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享有公平自由裁量权,为限制事关各种利益衡量的刑事证据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加拿大判例法设置了多种衡量因素制约,体现了彰显个案正义的优点,但也存在不足.其立法模式和制度设计对完善我国排除非法刑事实物证据自由裁量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相关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主体性地位。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有利于从根源上防止非法证据的出现,也有利于克服我国一元制庭审模式的弊端,从而规避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对法官的影响,确保法官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正义。这就迫切需要对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程序进行规范,才能以之指导检察实践。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足和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非同凡响。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方面表现出了我国证据制度的进步和完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进行探讨,找出缺陷和不足,并结合时代的发展和具体的国情进行修改和补充,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而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