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打黑除恶难点与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当前云南省黑恶势力犯罪的形式、手段和特点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局部地区黑恶势力犯罪已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大突出问题,成为影响和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毒瘤"。从公安机关的角度出发,结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实践,着重研究、发现在侦办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问题和困难,探讨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的一些对策和方法。     

加大控制与打击农村犯罪活动力度之策略

当前农村犯罪的基本情况是侵财型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极为猖獗,黑恶势力犯罪在局部地区比较突出,杀人、伤害犯罪案件仍然偏多。但就对农村治安局势的危害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黑恶势力犯罪、侵财型犯罪以及系列性的杀人、伤害犯罪和各种苗头性犯罪。有鉴于此,有关方面应以稳定农村社会治安局势为基本价值目标,做好对相应犯罪活动的控制和打击工作。     

转型时期中国黑恶势力犯罪风险及其防范

转型时期的中国处于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和危险期。一些通过暴力能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业为黑恶势力滋生提供了土壤，无业和社会闲散人员构成黑恶势力成员的基本来源，黑社会亚文化是黑恶势力犯罪的催化剂，社会管理缺陷为黑恶势力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防范黑恶势力犯罪风险，要提高认识，打防结合，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秩序，着力消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重视社会文化建设，切实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甘肃省农村黑恶势力犯罪问题研究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作为黑恶势力犯罪的分支和走向,已经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文章对甘肃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归纳,对该犯罪的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总结,尤其对该犯罪的发展趋势和深层次原因进行了预测和分析,并提出了坚持"露头就打,除恶务尽"的方针,加强农村警务建设,创新农村警务工作新机制等五项具体预防对策。     

论黑恶势力犯罪的成因及防控对策--以控制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威胁政治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的黑恶势力犯罪非常猖獗。控制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可以归结为合法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尤其是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的弱化,以及罪犯在家庭教育缺失情况下导致的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是犯罪分子基于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对比关系的理性选择。控制理论对黑恶势力犯罪防治的启示是强化合法社会控制力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强化基础素质教育,矫正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的启示则是加强"犯罪预防环境设计",提升黑恶势力犯罪成本和提高对黑恶势力犯罪的防范意识,构筑起心理栅栏。     

我国黑恶势力犯罪成因分析

从我国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现状来看，黑恶势力犯罪的猖獗是社会原因、个体原因等原发因素与抑制犯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加强对"三类案件"的防控和侦查预警深挖和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黑恶势力犯罪是新时期刑事犯罪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近年来,黑恶势力犯罪表现较多的就是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和故意伤害案件(简称"三类"案件).因此,准确把握"三类"案件与黑恶势力之间的关联,确立对策措施,加大打击防范力度,对有效预防、控制和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对"三类"案件的防控和侦查预警深挖和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黑恶势力犯罪是新时期刑事犯罪最突出的表现形式.近年来,黑恶势力犯罪表现较多的就是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和故意伤害案件(简称"三类"案件).因此,准确把握"三类"案件与黑恶势力之间的关联,确立对策措施,加大打击防范力度,对有效预防、控制和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及对策

黑社会性质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大。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提出预防、打击和制止黑恶势力犯罪的对策。     

“三治”视角下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治理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存在黑恶势力渗透进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软暴力甚至公司化运作为主要犯罪手段、违法犯罪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地缘和亲缘关系明显等特点。从"三治"视角看,乡村自治运行机制不完善为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乡村法治薄弱为黑恶势力蔓延提供了空间,传统乡村德治式微而黑恶犯罪亚文化猖獗,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遏制农村涉黑涉恶势力,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自治的监管,建立务实管用的监督机制;建设乡村法治,强化农村社会面控制;挖掘乡村德治内涵,倡导乡风文明,弘扬社会道德新风尚。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