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非法婚

本文阐述了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有关非法婚之法律制度，并作出比较。在详细比较了四地对共有的早婚、无合意婚、疾病婚、不合程序婚、重婚之现象的法律态度和法律后果后，作者提出了内地婚姻制度中应借鉴其他三地一些合理的做法，例如，设立无效婚制度，特别是设立无效婚的认定程序；对某些非法婚应规定有补正办法。作者还提出要完善婚姻登记过程，以形式要件中的公开性保证实质要件的审查。作者指出，内地司法制度将不少应视为无效婚之非法婚现象视为判决离婚之理由，实为混淆了非法婚之婚前事实与合法婚之婚后事实。作者亦针对复杂的重婚类型，提出重婚是两个婚姻关系的重合，避免了前后婚性质的纷争，提出在处理重婚问题时，应分别情况掌握不同处理原则。     

婚内侵权民事责任之审思与构想

为确保夫妻对婚内权利平等地享有,有必要对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进行立法与司法审思。从立法层面看,我国现行法律虽然没有对侵权主体作任何限制性规定,但却存在某些缺陷。从司法层面看,由于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所采用的文义解释方法出现了偏差,以及侵权人个人所有的财产不足以赔偿,使得财产责任的法律基础和物质基础不存在。完善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需协调该制度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关系,排除婚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障碍,创设婚内侵权请求权。     

纳西族的传统联姻制度

在纳西族的婚姻史上,联姻作为社会势力组合的手段和平衡经济往来的砝码,十分重视对配偶的选择。纳西族的联姻制度包括为政治结盟而实行土酋、土司中的等级内婚制,为加强民族内聚力而普遍实行"不嫁娶当地外族"的民族内婚制,"骨族不婚"的家族外婚制,以及"划地为界"的地域内婚制等四种联姻制度。这四种制度并行不悖、互为补充。     

婚内强奸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婚内强奸是一个法学难题,司法实践一般不将婚内强奸作为强奸罪对待,社会观念也不赞成将婚内强奸作为强奸罪处理。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都负有同居义务,同居义务包含了与配偶过性生活的内容。在前现代社会,一般认为丈夫享有豁免权,因而婚内强奸不会构成犯罪。在现代社会,妇女是法律上的主体,其性自由权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应将婚内强奸的某些极端情况作为强奸罪对待,以与国外立法接轨,加强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工作问答

(一)为什么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问:什么是户口登记制度?答:户口登记制度就是当每户人家的人口有了变动的时候,户主或者是亲友邻居、居民组长等,遵照规定期限向所在地,乡(镇)人民委员会进行申报登记的一种经常性的制度。问:户口登记制度的内容是些什么?答:户口登记制度的内容有出生、死亡、迁入(包括婚入)、迁出(包括婚出)四项。平常我们所说的人口变动就是指的这四项变动。问:为什么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答:总的来说,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不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及其它各项工作,都需要按照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目前的与长远的     

婚内侵权之法律问题研究

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而婚姻则是维系家庭的基础。家庭的文明与和睦是整个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而婚内侵权行为法律救济的缺失使解决婚内侵权问题难上加难。无救济即无权利。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婚内侵权行为的救济渠道,才能使婚姻关系稳定持久。     

耦合权利义务说:婚内强奸立论的理论原点

笔者提出的“耦合权利义务说”认为,夫妻性权利义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合同关系的一种,虽然一方之权利即另一方之义务,丈夫行使性权利具有该当性,妻子履行性义务也具有该当性,但是,当义务主体拒绝履行义务时,权利主体并不当然取得采用违法甚至犯罪手段强制其履行义务之资格。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正在推动着社会法思想由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的转型。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已经开始从一元的政治国家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分野的转型,个体权利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权利规范从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之后,人权保障功能和提供社会公正功能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功能。这种理念反映在对婚内强奸问题的认识上,即是冲破婚姻关系对妇女性权利保护的羁绊,走出“只要夫妻正常婚姻关系存续,即足以阻却婚内强奸行为成立犯罪”的误区,实现“告诉乃论”为前提之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     

婚内强奸:从客观事实到法律事实的演进

古代西方在传统夫制社会下的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模式之下,刑法理论中的婚内强奸难以占得一席之地,主要缘于以“妻子承诺论”和“促使女方报复论”为理论支撑的“丈夫豁免”。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西方各国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势不可挡的以追求政治、经济、性权利平等为目标的女权运动,人们开始逐步反思检讨“丈夫豁免”的正当性,摒弃了强奸罪中的“丈夫除外”原则。婚内强奸在中国作为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显而易见,而其从客观事实到法律事实的演进,反映了当代中国在权利规范从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之后,人权保障和提供社会公正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功能。     

从性义务到性合意——论中国婚内强制性行为何以为罪

进入21世纪以来,婚内强奸一直是中国学界讨论的话题,但是也始终争执不下。笔者以为婚内强奸就是犯罪,因为现代婚姻法中夫妻都是独立主体,各自享有合法的性自由,夫妻之间的性行为应是各方以自由意志为基础而达成的合意行为,而不是单方性义务;单方强制性行为违背妇女意志,按照中国刑法规定就是犯罪。但是婚内强奸有其特殊性,应以当事人亲告作为法律介入的底线,并由当事人决定婚姻是否存续以及应否存续,不能让婚姻成为强奸的免罪牌。     

从《归妹卦》管窥商周时期的贵族婚制

《周易》《归妹卦》爻辞以卜筮的故事记录了当时商周贵族的流行的媵嫁婚制。媵婚制的具体形式就是出嫁者的妹妹、侄女同时随嫁到男方。《归妹卦》爻辞描述了少女随同嫡姐出嫁无法改变做媵的悲伤命运。     

从《归妹卦》管窥商周时期的贵族婚制

<周易><归妹卦>爻辞以卜筮的故事记录了当时商周贵族的流行的媵嫁婚制.媵婚制的具体形式就是出嫁者的妹妹、侄女同时随嫁到男方.<归妹卦>爻辞描述了少女随同嫡姐出嫁无法改变做媵的悲伤命运.     

比较法视域下的商事登记制度

商法是有关商或一系列商事行为的法律,商事登记是商主体为了取得商事交易活动资格、进行商事交易行为而向特定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被相应的主管机关核准、注册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商法中明确规定商主体在从事商事行为时应遵循商事登记制度,这对于保障交易顺利、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从比较法的角度,结合当前中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实际,对不同的商事登记制度规定进行差异化分析,从而找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优劣之所在,并借鉴国外商事登记制度中的优良之处,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提供新的思路。     

论法律仪式对宪法信仰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设立"宪法日"与确定宪法宣誓制度。这是建党以来第一次通过仪式的表达来体现宪法文化,在全民族层面上培育宪法精神和树立宪法权威。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实施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标志着中国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实施宪法宣誓制度。法律仪式能够强化宪法的神圣性,增强宪法认同感,推动宪法信仰确立。因此,需要规范法律仪式,普及法律仪式,创新法律仪式,以此培育宪法信仰。     

我国结婚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新婚姻法关于结婚制度的规定仍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在制定民法典亲属编时予以完善。法律应明确规定直系姻亲、不同辈份的旁系近姻亲禁婚；确立婚姻公告制度，加强对结婚的公示；缩小无效婚的范围、扩大可撤销婚的范围；适当扩大婚姻无效请求权人的范围，以实现对当事人的合理救济；并严格区分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法律后果，规定可撤销婚的判决无溯及效力。     

浅析中国婚内侵权救济制度

我国法律中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婚内侵权救济制度。按目前法律规定,夫妻在婚内不能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离婚时损害赔偿诉讼也受到诸多限制。婚内侵权如何救济就成为法学界一个难题。从我国立法、司法实践出发,借鉴世界各国立法实践,从保护夫妻权利、尊重夫妻独立主体地位等考虑,应该建立以损害赔偿为主的婚内侵权救济制度,并可通过个人财产补偿、共同财产分割、诉讼时效中止等方式实现。     

因网络游戏中虚拟结婚导致离婚，配偶方是否有权要求损害赔偿？

徐飞读者：重婚是指有配偶者与其配偶之外的异性登记结婚，或者虽未登记结婚但构成事实上的重婚，如有配偶者与其配偶之外的其他异性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等。婚姻法、刑法中的婚姻均是指前述法律意义上的重婚。虽然赵军沉迷于网络，已经导致张丽与赵军之间的夫妻感情出现问题，但网络中的虚拟登记结婚，与传统意义的结婚仍存在较大的差别。     

性、爱、婚的三元统合:"人的生产"前提的人类学考察——从《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说起

摩尔根<古代社会>断言原始时代没有爱情,恩格斯也对此作了肯定.新的田野调查材料和现代大脑科学的初步研究表明了这一结论的错误.事实表明,原始时代的爱情像文明时代的人一样强烈,其上限可远追到最早的伙婚制时代.它表明:性-爱-婚的三元统合,是"人的生产"的人类学条件.所谓"血婚制"作为一种婚姻制度并不存在.     

婚内强奸入《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检视

作为家庭性暴力的婚内强奸给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影响到家庭关系的和谐。《反家庭暴力法》未涵盖家庭性暴力,婚内强奸游离于《反家庭暴力法》和刑事法律规制之外,导致婚内强奸受害人缺失权利救济通道。鉴于婚内强奸入罪的条件尚未成熟,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明确婚内强奸的违法性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婚内强奸入《反家庭暴力法》需要正确区分强奸罪与婚内强奸行为,完善丈夫性请求权的救济途径,设计调整婚内强奸的具体规范条款,以回应婚内强奸入法的国际趋势。     

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制度的再思考

1995年我国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制度,但由于立法没有明确该制度的性质,并且对该制度法律条款设计得过于简单,从而引起理论层面不同的理解和实践层面对该制度操作的地方差异。结合纠纷现实,分析我国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学者们的观点,并对比我国现行《物权法》的预告制度,重新对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制度进行制度价值定位,提出完善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制度的具体措施。     

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立法上的缺陷

无效婚制度是新修订的《婚姻法》新增设的一项制度 ,是婚姻立法上的重大进步 ,使我国的婚姻制度进一步完善。但仔细研读 ,却不难发现 ,无效婚与可撤销婚在立法上存在先天的不足——其核心缺乏婚姻法应有的人文关怀精神。从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划分 ;法律后果 (效力 ) ;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管辖权角度 ,评析立法上存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