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自形成以来一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着变革。进入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大国之间竞争博弈日趋激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重构关键期。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不但面临价值共识的危机和单边主义的严重冲击,而且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也十分激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变革,不仅是中国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需要,也是自身应承担的一项重要国际责任。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中国的角色是新价值理念的引领者、国际制度的共建者、全球方案的贡献者和集体行动的参与者。     

全球化下的经贸秩序和治理规则

本文讨论主要涉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摩擦与治理规则,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并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进行解读与研判。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导并推动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这营造了稳定和可预见的发展环境,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打造了制度基础。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和深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同时,全球经贸规则也不断面临新挑战,需要更好地平衡各种新的经贸利益诉求。但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主渠道地位未根本改变。全球经济规则重构涉及金融、贸易统计、服务贸易、政府采购、投资、竞争中立与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当前,美国服务业占到GDP的八成以上,已经难以使传统制造业重回美国,将自身遇到的问题怪罪并迁怒于对外经贸关系是徒劳的。中美经贸摩擦将持续多长时间,更多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虽然从短期看或许中国受损会更大一些。但是从中长期看,中国将有望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华丽转身。     

面向未来的全球贸易治理改革

国际上对全球贸易治理的改革议题和方案讨论已久,亟需凝聚共识、推进合作.治理改革应包容各利益攸关方,治理体系应兼顾约束性与灵活性,治理目标应保障发展利益.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二十国集团(G20)应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引领作用,提高解决重大核心问题的效率,加快全球贸易规则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步伐.     

入世后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与政策调整

入世后中国的经济外交步入新的阶段,开始寻求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影响国际经济规则。中国在推动多边经济谈判进程、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对国际经济摩擦、能源外交及"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大力践行经济外交。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外交政策环境带来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外交面临进一步提升的机遇,同时也必须经历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兼顾海外直接投资与金融资产的全球配置,从原先侧重于贸易、投资等局部性、领域性问题向体系层面的建构和协调发展,立足东亚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协同化进程,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朝向更为公平、稳定、平衡的方向发展。     

欧盟建立“欧日经济伙伴关系”的战略机理探析

当前欧盟在持续强化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的同时,正在加速建立"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架构。借助"复合双层博弈"的视角分析"欧日经济伙伴关系"的利益格局,可以发现:在欧日双边层面,欧盟对日本核心利益诉求的照顾与满足,要多于日本对欧盟核心利益诉求的照顾与满足;在欧盟内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工商界的不同行业、处于意识形态谱系不同位置的政党对这一架构的诉求存在对立;总体而言,欧盟推进对日经济合作的心态显得较为急切。欧盟加速建立这一架构的战略动因,是要解决在双边、地区间和全球层面的三重决策困境。欧盟对这一架构的推进程度,受到日本自身经济条件和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同盟体系的双重限制。这一架构的建立,将导致欧盟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展开博弈时的决策意向与总体态度出现愈加明显的差异,从而对中欧关系产生结构性的长远影响。     

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

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全球贸易谈判徘徊不前导致各国纷纷寻求自由贸易协定,这也使得学术界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关注有增无减。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究竟是全球贸易体系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的争论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区域权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过,无论区域内是否存在霸权国,制度的理性设计却是一个运行良好的自由贸易区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而观念认同在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上发挥的作用却不易衡量。国家在追求自由贸易协定时主要是出于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的考虑,而当国家"黑箱"被打开的时候,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国内利益集团则会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政策的最终结果。     

全球产供链重构的背景、特点及发展趋势

百年变局与地缘政治推动全球产供链重构向从未有过的维度转变。在一些国家“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政策的刺激下,全球产供链安全需求急剧上升。美欧产业政策和产供链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格局影响明显,全球地缘经济秩序构建中经济与安全的平衡发生历史性变化。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产业政策,直接参与全球产供链重构。跨国公司调整全球产供链布局,将安全置于首位并将数字化和绿色低碳作为贸易投资决策重要考量。未来全球产供链重构仍将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政府干预,这一演进过程是长期的、复杂的。     

美欧自贸区将加速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2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大背景下,全球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出现了新的进展。继美国在2011年高调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并诱导日本加入TPP谈判后,日本与欧盟启动了自贸区谈判,中日韩、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也宣布启动。而美欧自贸区谈判在停滞十年后旧事重提,重新启动谈判,不仅对美欧双方的经济,而且对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欧盟气候能源政治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2018年,欧盟对内完成了2030年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律化、搭建能源联盟治理规范体系、限制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等一系列重要立法工作;对外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为重点,重视多边舞台并加强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沟通与协调。上述行动是欧盟建设能源联盟、向低碳经济转型之路上的关键步骤,对落实《巴黎协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欧洲能源转型受到新旧能源利益冲突的阻碍,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低碳转型引发对公平的担忧成为欧盟亟需解决的新矛盾之一,气候能源政策在社会维度的影响力需要加倍重视。     

TPP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美国力推的TPP谈判将确立继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的最新国际贸易规则,这将对国际贸易乃至国际经济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从推行全面市场开放到更完善的投资者保护,从对国有企业行为的规制到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新议题的引入,TPP将导致现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重大调整。中国对包括TPP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持开放立场,对其"高标准"表示"理解"和"欢迎",并对加入TPP谈判持积极和开放态度。但TPP代表的高标准贸易规则确实不符合中国国情,加入TPP将带来重大的现实挑战。本文从分析TPP新贸易规则的高标准出发,结合中国实际,探究这些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各种挑战。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改革,探讨如何进行结构调整,以应对TPP带来的挑战。如果说中国加入WTO为中国经济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机遇,那么目前应该利用TPP所带来的外部刺激,以改革促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新机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变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大国退出导致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规则亟须现代化、常态化改革必要性骤然上升等。全球治理改革也面临诸多挑战:缺乏部分核心大国的支持、个别国家国内政治"负面溢出效应"制造大量不确定性、规则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时滞性、逆全球化思维频现削弱全球治理合作意志等。在此背景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不断凸显,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全方位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为优化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强劲动力。     

秉承合作初心 坚持多边主义

正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不顾国际多边体系规则,接连"退群",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近期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程序,引发国际社会对多边机制和多边主义前景的忧虑。多边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合作与协商来达成非歧视性的规则和秩序,基于规则约束自身行为,协调彼此利益。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表明,开展有效的多边合作是维护国际安全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早已成为你中有我、     

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多重因素冲击下快速重构，全球化进程显著放缓甚至出现倒退，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方向。地缘冲突加剧更使全球产业链面临碎片化和阵营化的风险。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也出现明显变化。多边贸易体制式微，区域贸易协定呈现分化，政府干预日渐盛行，价值观等非贸易因素成为贸易治理的重要考量。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之间的互动，在未来一个时期必将持续演进。     

从"欧日经济伙伴关系"的确立 看欧盟对外战略布局

"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双边自由贸易架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开启了国际格局转变的"潘多拉之匣",使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积累的矛盾趋于激化。在此形势下,欧盟确立"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架构的战略意图是维护现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架构,反制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的强硬政策,并借以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一架构折射出当前欧盟对外战略布局的运作特征,即在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之间、在"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理念之间、在美欧日和中美欧两个"大三角关系"之间开展机会主义和两面下注的博弈。由于其内外多重危机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欧盟将持续推进这一架构,中欧关系将因受到影响而包含较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华盛顿季刊》新战略三角美欧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在这个变化的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中,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互动将会确定今后多年国际体系的特点。这三个力量在全球所拥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规范和政治影响日益增大。与美国的军事优势和无与伦比的力量、欧盟日益增长的凝聚力和经济实力以及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一道,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崛起是定义新的全球秩序的四大趋势之一。在这个新秩序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一个日益负责的角色,并且参与解决国际议事日程上越来越多的问题。     

RCEP投资章节中东道国规制权研究

2022年1月生效的《全面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标志着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其中的投资章节产生于国际投资规则调整和重塑时期,借鉴了东道国—投资者利益平衡的改革经验,在东道国规制权上体现出从“限制规制权”到“优化规制权”的转变。这在国际投资规则上对于调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需求,推动可持续发展,以及平衡东道国主权和投资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合作与博弈

随着互联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加强,国家对高度依赖网络的不安全感也日趋增加,由此引发的国家间冲突使制定全球网络空间规则显得非常必要且迫切。在应对网络有组织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中,以国家间合作为主流,而一般性网络冲突和网络战则体现出国家间利益的博弈。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主要围绕技术、军事安全和对策三个层面展开博弈。国家间的博弈主要表现为美国与欧洲对互联网主导权的争夺以及美欧与中俄在治理理念和模式上的对立。目前,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仍然处于"规范兴起"的起始阶段,要达成一项全球网络空间协定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明晰彼此底线并努力寻求共识应该成为推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实现向网络强国迈进的目标,应当积极关注和参与不同国际平台上有关网络规则的讨论,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勇于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互联网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的国际制度

<正>分类看待全球治理领域不同的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世界各国或者相关国家在涉及共同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议题治理领域所形成的一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这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往往通过具体的、正式的职能机构也即国际组织来实施和维护。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了从全球到地区层面的各种国际制度,分类看待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同国际制度,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制度改制和建制进程中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当今     

TTIP谈判进程、趋势及中国因素

美欧TTIP谈判的议题日益具体、市场准入雏形初显,但双方围绕监管和规则设定仍存在较大分歧,预计最早可能在2017年达成总体协定,更全面的协定和更具体的议题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与充实。回顾TTIP谈判进程,其前三轮核心聚焦为市场准入,第四、五轮则集中围绕过渡性初步文本展开,第六至九轮聚焦点转向监管与规则。尽管TTIP将对中国构成围堵与挑战,但无法回避中国经济影响。因此,中国应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做大做强自身;以新的理论与观念为指导,积极创新国际经济规则与机制,构建具有经济同盟性质的伙伴关系,为发挥国际引领作用做好准备;利用自身优势加深欧美对华依赖度,在欧美经济分歧中实现机遇最大化。     

百年变局下的中日韩经贸合作

中日韩合作启动20年来,三方在经贸合作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增添了重要动力。美国与中日韩三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贸易依存度高;随着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利益日益交融,中美贸易关系对日韩贸易利益影响显著。全球化新阶段日渐增长的区域内贸易为中日韩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大区域贸易协定为中日韩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外部空间和可行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凸显,中日韩特殊的地缘关系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合态势等,都是未来中日韩深化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