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金融诈骗构罪标准的缺陷与修正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然到来。大数据技术在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新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大数据时代下,金融诈骗犯罪存在着假借金融平台外衣、利用随机数据团组、责任影响因素多元、社会危害组成复杂等特点。当下金融诈骗犯罪唯数额论的单一构罪标准存在着无法全面反映金融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法应对风险社会下的新型风险、刑法条文内部规定欠体系化等明显缺陷。基于此,对大数据时代下金融诈骗犯罪的构罪标准进行修正、构建金融诈骗犯罪多元化构罪标准迫在眉睫。具体而言,在修正金融诈骗犯罪的构罪标准时,除了数额因素外,还应当关注金融诈骗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加重情节中的其他认定因素。同时,以大数据时代下金融诈骗犯罪构罪标准的修正为切入点,刑法应当对大数据时代新的犯罪形式、态势进行充分的回应,从改变金融刑法的立法范式、注重对涉数据犯罪链的整体打击、提倡"软法"之治与刑法谦抑性的坚守这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修正,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     

新刑法关于刑事管辖权的修改

新刑法对我国刑事管辖权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公民在域外犯罪的管辖问题.原则上规定中国公民在域外犯罪都适用我国刑法,取消了以犯罪地法律为标准的规定,增加了有关特殊主体的刑法域外效力的规定.二是普遍管辖权问题.新刑法第一次在我国刑法法典确立普遍管辖权制度,有利于我国行使国家主权、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犯罪作斗争.     

论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理念的重构

立法理念对立法技术、立法内容和立法效果有着基础性的导向作用,树立科学的金融犯罪立法理念是引导金融刑法改革的先决条件。受制于计划经济时期金融抑制思想的影响,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理念相对落后,进而导致了立法内容与立法实践脱轨、立法目标与立法价值偏离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在反思我国现行金融刑法立法理念的基础上,树立以金融自由为基础、风险防范为导向、金融效率为核心、金融安全为保障的全新理念,为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立法改革提供科学的发展方向。     

完善我国金融刑事立法的思考

我国金融刑法在抑制金融犯罪、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的金融体制还处在不断改革过程中,金融体系和相关的金融法律体系还需逐渐完备,同时立法经验还不足,我国的金融刑法还存在不少缺陷。完善我国金融犯罪立法的途径在于改变金融法律与刑法典对金融犯罪的规定:金融法律具体规定金融犯罪的罪状,不具体规定其法定刑或通过空白法定刑方式规定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刑法典通过空白罪状的方式规定金融犯罪的罪状,并具体规定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论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及其立法选择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市场的放开,金融领域的各种犯罪现象日益突出.我国现行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属于传统诈骗犯罪的立法模式,即结果犯模式.这种立法模式不利于打击金融活动中的各种虚假欺诈性犯罪,我国刑法有必要建构结果犯加行为犯的金融欺诈犯罪构成模式,以维护金融秩序和安全.     

论起刑点的法制意义

起刑点作为确定行为是否属于犯罪的标准,与一国的犯罪概念、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趋势乃至所采用的刑事政策,均有密切的联系和重要的法制意义。明确起刑点的概念、体系地位,以及起刑点在我国法制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是降低起刑点以广泛打击犯罪,还是提高起刑点以紧缩刑法的管制范围,对于确定一国刑事政策的基本理念有着至关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对这些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刑事社会政策发展的现实需要,选择分类、逐步地降低起刑点,完善刑法理论体系,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能从实践上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步。     

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

过去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只包括4种，刑法修正案（六）扩大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将刑法第191条第一款修改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形态研究

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形态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理论上莫衷一是、实践中五花八门的状态。形态关乎量刑,形态标准关系着刑法正义价值的实现。学术对话需要共同的语境和学术方法。在毒品犯罪形态的分析上,这种共同的语境和方法是客观存在的,第一是汉语言的标准;第二是刑法总则与分则的规定;第三是应用法学或注释法学必须采用的形式逻辑分析。刑法没有将牟利作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犯罪目的,那么,判断这些犯罪的得逞与否,就不应以是否达到牟利目的为标准。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提出了判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既遂、未遂标准。     

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理性检视与合理借鉴

对于犯罪论体系,学界主要有三种典型的分类：以德日为代表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以英美为代表的双层次犯罪论体系和以中国大陆、前苏联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其中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更具影响。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作为犯罪的成立理论体系,为法官认定犯罪提供了从客观到主观、从形式到实质、从一般到具体、从积极到消极的操作程式。对其检视应坚持公正的立场、正确的比较方法,以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对接的逻辑性、实用性为检视标准。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应以法官认定犯罪的思维进路为基准,借鉴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合理成分予以改进。     

主论

宜加强对网络犯罪的刑法教义学研究随着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犯罪相伴而生并不断蔓延,成为网络社会的犯罪新类型,这就对刑法如何应对网络犯罪提出了重大课题。我国刑法提供增设罪名的方式,采取法益的刑法保护前置化,将某些具有预备性质的网络犯罪行为设置为正犯,同时将某些具有帮助性质的网络犯罪行为设置为正犯,从而为惩治网络犯罪提供了规范根据。     

单位犯罪的现实困境与理性思考

由于单位犯罪立法的不明确,加之受传统的以自然人犯罪为基础的刑法理论的束缚,我国单位犯罪立法存在着概念模糊,主体规定欠妥,罪过形式不明,单位自首和单位累犯缺乏依据,刑罚设置不合理等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在处理单位犯罪时遇到诸多疑难问题,我们应当将单位犯罪概念法定化,完善刑事立法,以更好地打击单位犯罪,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医保诈骗行为定性处罚问题研究——兼评《刑法》第30条、第266条之立法解释

长期以来,对医保诈骗行为如何定性处罚,理论分歧严重,司法乱象横生,极大地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刑法》第30条和第266条立法解释的出台只是解决目前司法困境的权益之计,其将医保诈骗行为定性为诈骗罪不符合刑法对犯罪的分类标准,对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只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有悖于刑法设立单位犯罪的初衷,并且突破了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原则的基本要求。要科学合理地解决医保诈骗行为的定性处罚问题,可以借鉴域外社保制度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新增社会保险诈骗罪,规定社会保险诈骗单位犯罪,这既可以解决医保诈骗行为的司法定性处罚乱象问题,平息相关理论争议,又可以消除人们对立法解释合理性的质疑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刑法基本原则相违背的担忧。     

犯罪概念的规范约束

刑法的犯罪定义对犯罪学研究具有导向作用 ,直接影响犯罪学研究中的具体犯罪类型、犯罪界限的确定。刑法犯罪定义反映的价值观 ,影响着犯罪学对犯罪行为认定及治理的观念。以刑法犯罪定义为研究基点 ,有利于减少纷争 ,有效利用犯罪学研究资源 ,集中解决关键问题。强调刑法定义对犯罪学的约束作用 ,并非否定犯罪学研究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犯罪学不是刑法的辅助学科 ,刑法定义的约束作用不是绝对的、僵化的。     

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兼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食品安全立法

面临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刑法的作用,以强化对公害犯罪的刑法规制。结合《刑法修正案(八)》及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探讨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犯罪构成上的特征以及刑事责任,试图从理论上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我国犯罪预备处罚原则反思

我国刑事责任评价的时间起点是犯罪的预备行为。我国刑法以处罚预备犯为原则,有助于严密刑事法网,将犯罪遏制在萌芽阶段,充分发挥刑法预防功能,但其与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与刑法谦抑精神相违,缺乏实践操作性。刑法第22 条已经名存实亡,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规定,建议修改刑法时予以删除,同时将一些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罪名。     

论中国刑法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体现了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刑事政策之理念，它代表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有学者主张，目前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结合我国法律实践来分析，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甚有必要，非犯罪化与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亦相吻合，非犯罪化的理念应贯彻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     

金融犯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金融犯罪的共同犯罪数额应根据主犯与从犯分别认定,金融犯罪的共犯身份应根据必要身份和任意身份的不同性质分别认定,金融犯罪主观方面的“明知”和目的应根据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认定。     

论刑法中的犯罪方法

研究犯罪方法,有利于准确认定犯罪、合理适用刑法。犯罪方法可以作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准,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犯罪方法是否构成犯罪要件、对定罪量刑的作用、刑法对其不同表述、复杂程度等标准,将其分为不同种类。犯罪方法与犯罪行为、犯罪工具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处。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粗疏性及其克服——以涉税犯罪刑法司法解释为中心

文章主要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涉税犯罪司法解释为中心，集中探讨了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观念障碍、涉税犯罪司法解释的问题表现以及克服刑法司法解释观念障碍的基本对策。     

论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

我国环境犯罪突出表现在：污染水体、大气犯罪增多；盗伐滥伐森林犯罪猖獗；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屡禁不止；毁坏耕地案件增加；破坏性采矿犯罪高发。加强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途径有：完善现行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应在刑法中设专章，增设新罪种。环境犯罪中，单位犯罪现象突出，应加强对单位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