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与政治动员

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基础，对执政党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有利于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推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现。要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高政治动员的实效，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增进人民价值观念的认同；提高执政业绩，增加对人民的吸引力；着力解决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减少消解执政合法性的阻力；加大反腐力度，赢得人民内心支持。     

加快改革步伐厚筑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就是人民的意愿,如今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一政治秩序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的问题。党要与时俱进,加快体制改革,实现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方式的转变,把合法性的维护和加强从主要依靠领袖威望、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转向依靠民主制度,通过创新和完善民主的各项具体制度,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加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构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兼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追求合法性是现代政党的重要政治目标.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必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力、广泛的民众支持率和各项事业的推进力.根据现代政党的实践,构建合法性基础应当关注民众对执政党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政绩认同和利益认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构建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指南.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问题是当今国内外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由诸多的原因造成合法性危机。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适应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力图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机理,探索增加、重塑合法性的资源,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协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逻辑

政绩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都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西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竞争性选举,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协商。西方选举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分立、政府与精英对立之上,中国协商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精英合作之上。西方选举合法性主要通过选举形成的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中国传统协商合法性主要通过"天命"制约皇权,要求皇权爱民护民。协商合法性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协商思维方式,即不重视程式性选举,而重视实质性的解民生之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协商合法性传统,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了其中的"天命"观念,摆脱了传统协商的居高临下姿态,建构了以群众路线、三三制、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合法性新形态,使协商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之源。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拓展执政合法性资源

合法性问题,是关系执政党能否继续执政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源于军事合法性,领袖魅力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以及发展业绩合法性等若干方面.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积极拓展执政合法性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地位的实质是执政合法性问题.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发生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使党失去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执政合法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提出政党的执政地位应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个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越广泛,其执政的合法性就越强.     

浅析法的合法性问题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合法性问题是法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构成了法律制度本身得以良性运行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通过对法的合法性内涵本质和一般理论梳理,阐述我国的力量现状和问题。     

利益分化和执政合法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化对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重要资源和重要途径.但利益分化也给执政合法性带来一些难题,比较突出的有价值认同难题、利益均衡难题和风险频发难题等.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需要加强对利益关系的整合.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利益关系的整合,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即政策供给、总揽协调、价值引导和组织整合.     

浅析法的合法性问题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合法性问题是法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构成了法律制度本身得以良性运行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通过对法的合法性内涵本质和一般理论梳理,阐述我国的力量现状和问题.     

政治合法性视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因为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个人魅力合法性以及显而易见的绩效合法性，能够在与国民党的抗争中取得胜利，进而在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建设中实现社会的广泛动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上“左”的错误不断升级。导致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某种缺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了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努力：在工作重心上果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建立绩效合法性；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1982年宪法修订为标志，为中国法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同绩效合法性相得益彰。可以说，邓小平直接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建设。     

组织合法性的二维分析：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以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

组织合法性是认识和理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组织的权威结构得到承认、支持和服从的状态。这种承认、支持和服从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前者称为内部合法性，后者称为外部合法性。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获得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合法性的支持。本文以兼真公共服务和合作经济综合功能的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以组织的合法性机制为分析工具，从组织内部合法性和组织外部合法性两个纬度分析这样一个自发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策略。     

论行政改革的合法性的重构

行政改革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改革所获得的合法性资源的多寡 ,在合法性基础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中 ,我国行政改革的合法性局面临多重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 ,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改革 ,才能重构行政改革的合法性基础。     

执政党增强合法性基础的若干要素

政党政治中的合法性，是指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党关注合法性，是因为它对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政治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进一步凸现了我们党增强合法性基础的紧迫性。根据现代政党制度的实践，我们党构建合法性基础应当关注下列要素。     

合法性基础:从一元为主到多元整合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意识形态、绩效和法理都曾分别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基础。这种以一元为主的合法性基础不但在理论上显露出局限,而且在现代执政实践中也产生出许多弊端。当代合法性理论和执政实践的发展,要求合法性基础从一元为主走向多元整合。     

政治合法性：共产党执政建设的重要课题

“执政能力”的增强和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和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政治合法性被普遍认为是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政治合法性不是天然的和一成不变的，弄清楚合法性生成的基础和出现合法性危机的原因，以及制定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策略，对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向度

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合理性是现代民主政治运行对政党执政进行考量的两个基本向度。执政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基本前提，也是政党执政后必须始终重视的重要问题。执政合法性主要涉及执政理念和执政绩效问题，执政合理性主要涉及执政方略、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问题。在现实中，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合理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都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先富”与“共富”

“先富”和“共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降实行的社会主义富裕政策，在改革发展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本身就有合法性属性，同时，自身也承载着支撑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功能。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是“富裕”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先富”在改革之初为打破平均、摆脱贫困功不可没，具有历史时代的合法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贫富的分化，“先富”的政治合法性下降，“共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合法性程度上升。因此，当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富”才是硬道理。     

财政合法性:一个尝试性的政治分析概念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经济分析方法,结合政治合法性理论,在对财政现象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一个政治分析概念,即财政合法性;并根据财政合法性基础的差异,把财政区分为四种历史类型,即家计型财政、君主专制型财政、公共财政、集中型财政;最后指出财政合法性这一政治分析概念的价值所在。     

刑事审前程序合法性的证明

李建明在《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刑事审前程序合法性是刑事司法公正性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审前程序中控方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经常成为审判阶段控辩双方的主要争点。程序合法性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审判中解决程序合法性问题的难点在于程序合法与非法的证明与认定问题。实践中解决程序合法性争议存在多种模式，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证明制度，尤其是尚无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